左旋
其流有三：一曰博引前书，网罗不尽；二曰兼采《左氏》，遗逸甚多；三曰屡举旧事，不知所出。《志》云：庶征之恒风，刘向以为《春秋》无其应。刘歆以为釐十六年，《左氏传》释六鶂退飞是也。案旧史刘向学《谷梁》，刘歆学《左氏》。既祖习各异，而闻见不同，信矣。而周木斯拔，郑车偾济，风之为害，备于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。向则略而不信，歆则知而不传。又详言从怪，历叙群妖。述雨氂为灾，而不寻赵毛生地；书异鸟相育，而不载宋雀生鹯。
斯皆见小忘大，举轻略重。盖学有不同，识无通鉴故也。且当炎汉之代，厥异尤奇。若景帝承平，赤风如血；于公在职，亢阳为旱。惟纪与传，各具其详，在于《志》中，独无其说也，何哉？
此所谓博引前书，网罗不尽也。
《左传》云：宋人逐猰狗，华臣出奔陈。又云：宋公子地有白马，景公夺而朱其尾鬛。地弟辰以肖叛。班《志》书此二事，以为犬马之祸。案《左氏》所载，斯流实繁。如季氏之逆也，由斗鸡而傅介；卫侯之败也，因养鹤以乘轩。曹亡首于获雁，郑弑萌于解鼋。郄至夺而家灭，华元杀羊而卒奔。此亦白黑之祥，羽毛之孽，何独捨而不论，唯征犬马而已。此所谓兼采《左氏》，遗逸甚多也。
案《太史公书》自《春秋》以前，所有国家灾眚，贤哲占侯，皆出于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者也。今班《志》所引，上自周之幽厉，下终鲁之定、哀，而不云《国语》，唯称史记，岂非忘本徇末，逐近弃远者乎？此所谓屡举旧事，不知所出也。所定多目，凡二十种。但其失既众，不可殚论。故每日之中，或举一事。庶触类而长，他皆可知。又案斯志之作也。本欲明吉凶，释休咎，惩恶劝善，以戒将来。至如春秋已还，汉代而往，其间日蚀、地震、石陨、山崩、雨雹、雨鱼、大旱、大水、犬豕为祸，桃李冬花，多直叙其灾，而不言其应。
此乃鲁史之《春秋》、《汉书》之帝纪耳，何用复编之于此志哉！昔班叔皮云：司马迁叙相如则举其郡县，著其字。萧、曹、陈平之属，仲舒并时之人，不记其字，或县而不郡，盖有所未暇也。若孟坚此《志》，错谬殊多，岂亦刊削未周者邪？不然，何脱略之甚也。亦有穿凿成文，强生异义。如蜮之惑，麋之为迷，陨五石者，齐五子之征。溃七山者，汉七国之象。叔服会葬，郕伯来奔，亢阳所以成妖，郑易许田，鲁谋莱国，食苗所以为祸。诸如此比，其类弘多。
徒有解释，无足观采。知音君子，幸为详焉。
外篇 汉书五行志杂驳第十一
鲁文公二年，不雨。班氏以为自文即位，天子使叔服会葬，毛伯赐命，又会晋侯于戚。上得天子，外得诸侯，沛然自大，故致亢阳之祸。案周之东迁，日以微弱。故郑取温麦，射王中肩，楚绝苞茅，观兵问鼎。事同列国，变雅为风。如鲁者，方大邦不足，比小国有余。安有暂降衰周使臣，遽以骄矜自恃，坐招厥罚，亢阳为怪。求诸人事，理必不然。天高听卑，岂其若是也。
《春秋》成公元年，无冰。班氏以为其时王札子杀召伯、毛伯。案今《春秋经》，札子杀毛、召，事在宣十五年。而此言成公时，未达其说。下去无冰，凡三载。《春秋》昭公九年，陈火。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弑君，楚严公托欲为阵讨贼，陈国辟门而待之，因灭陈。陈之臣子毒恨尤甚，极阴生阳，故致火灾。案楚严王之入陈乃宣公十一年事也。始有蹊田之谤，取愧叔时；终有封国之恩，见贤尼父。毒恨尤甚，其理未闻。又案陈前后为楚所灭有三，始宣公十一年为楚严王所灭，次昭八年为楚灵王所灭，后哀十七年为楚惠王所灭。
今董生误以陈次亡之役是楚始灭之时，遂妄有占侯，虚辨物色。寻昭之上去于宣，鲁易四公；严之下至于灵，楚经五代。虽悬隔顿别，而混杂无分。嗟乎！下帷三年，诚则勤矣。差之千里，何其阔哉！
《春秋》桓公三年，日有蚀之，既。京房《易传》以为后楚严始称王，兼地千里。案楚自武王僣号，邓盟是惧，荆尸久传。历文、成、缪三王，方始于严。是则楚之为王已四世矣，何得言严始称之者哉？又鲁桓公薨后，历严、闵、釐、文、宣，凡五公而严楚始作霸，安有桓三年日蚀而已应之者邪？非唯叙事有违，亦自占候失中者矣。《春秋》釐公二十九年秋，大雨雹。刘向以为釐公末年公子遂专权自恣，至于弑君，阴胁阳之象见。釐公不悟，遂后二年杀公子赤，立宣公。
案遂之立宣杀子赤也，此乃文公末代。辄谓僖公暮年，世实悬殊，言何倒错？《春秋》釐公十二年，日有蚀之。刘向以为是时莒灭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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