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)、魏(徵)、薛(收)之伦，皆其门人也。著《礼论》二十五篇，《乐论》二十篇，《续书》百五十篇，《续诗》三百六十篇，《元经》五十篇，《赞易》七十篇，谓为“王氏六经”。而多所散佚。今存者，《元经》十卷，又《中说》十卷而已。《中说》者，阮逸序(逸，宋人。)谓：“子之门人对问之书，而薛收、姚义集而名之。”而《旧唐书·王勃传》则谓：“通依孔子《论语》、扬雄《法言》例，为客主对答之说。号曰《中说》。”说既两歧，洪迈(宋人)《容斋随笔》又以其书记门人事，年岁与史不合，乃直疑其为阮逸伪托。
然吾观陈同父《类次文中子引》谓：“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，以甲乙冠篇，而本文与分篇始末，多与逸本异。”(《龙川集》)是宋时逸本之外，明有他本，安在其能出于逸之手耶？程伊川曰：“文中子，隐德君子也。当时少有言语，为后人附会，不可谓全书。若其精粹处，殆非荀、扬所及。”(见《语录》)夫他人附会，则或有之矣。若其陈王道，明礼乐，岂可诬乎！是虽未必过于荀、扬，要亦荀、扬之俦也。吾以为两汉以后，两宋以前，粹然儒者，仲淹一人而已。
至近时新会梁氏，诋其强攀房、魏为弟子，至斥之为妄人(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。朱子亦有此说，但谓其子福郊、福畴之所为，要亦未是)。曾不知唐人如皮日休，如司空图，并有《文中子碑》，皆系房、魏于其门下(见各别集)；而李翱《答朱载言书》亦称道《中说》，比之于刘劭《人物志》(见《李习之集》)。使数公者，实非仲淹门人，而出于强攀，则唐人岂能无言？纵李、皮、司空皆误信，而房、魏之后人亦不闻有辨之者，何也？夫唐人已无异说，而梁氏生千余年后，顾乃以是坐罪仲淹，而于其书，曾不考其足存与否，是果仲淹之妄耶？
抑梁氏之妄耶？仲淹既卒，弟子议曰：“仲尼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。《易》曰：‘黄裳元吉，文在中也。’(《坤》六五爻辞)请谥曰文中子。”故至今称文中子云(清义乌朱一新《无邪堂答问》卷一有辨文中子真伪，考证甚详)。
仲淹书之最精者，莫过于言六经之次。曰：“门人有问姚义：‘孔庭之法，曰《诗》曰《礼》，不及四经，何也？’姚义曰：‘尝闻诸夫子矣。《春秋》断物，志定而后及也；《乐》以和德，德(以意补)全而后及也；《书》以制法，从事而后及也；《易》以穷理，知命而后及也。故不学《春秋》，无以主断；不学《乐》，无以知和；不学《书》，无以议制；不学《易》，无以通理。四者非具体不能及，故圣人后之，岂养蒙之具耶？’或曰：‘然则《诗》、《书》何为而先也？
’义曰：‘夫教之以《诗》，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；约之以《礼》，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。度其言，察其志，考其行，辨其德。志定，则发之以《春秋》，于是乎断而能变；德全，则导之以《乐》，于是乎和而知节；可从事，则达之以《书》，于是乎可以立制；知命，则申之以《易》，于是乎可与尽性。若骤而语《春秋》，则荡志轻义，骤而语《乐》，则喧德败度；骤而语《书》，则狎法；骤而语《易》，则玩神。是以圣人知其必然，故立之以宗，列之以次。
先成诸己，然后备诸物；先济乎近，然后形乎远。亶其深乎！亶其深乎！’子闻之，曰：‘姚子得之矣。’”(《立命》)自《礼记·经解》之后，未有若斯之剀切著明者也。抑仲淹虽用经，而不取传。曰：“子曰：‘盖九师兴而《易》道微，三《传》作而《春秋》散。’贾琼曰：‘何谓也？’子曰：‘白黑相渝，能无微乎？是非相扰，能无散乎？故齐、韩、毛、郑，《诗》之末也：《大戴》、《小戴》，礼之衰也；《书》残于古、今；《诗》失于齐、鲁。
汝知之乎？’贾琼曰：‘然则无师无传，可乎？’子曰：‘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(语本《易·系》)。必也传又不可废也。’”(《天地》)盖仲淹之学，自以直承孔子，故曰：“千载而下，有申周公之事者，吾不得而见也。千载而下，有绍宣尼之业者，吾不得而让也。”(《天地》)以神契为自得。斯传记者，糟粕视之矣。是则上结六朝谈玄之局，下开宋儒心学之端。而习章句言汉学者，所为闻之而颦眉咋舌者也。
仲淹亦有得于佛老者，曰：“气为上，形为下。识都其中，而三才备矣。气为鬼，其天乎？识为神，其人乎？吾得之理性焉。”曰：“天者统元气焉，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。地者统元形焉，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。人者统元识焉，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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