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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亦即以此践形。其与蒙庄之《养生主》《德充符》,盖有若合符节者。吾尝言庄、孟同时,而所言多合,惜其不得一相印证。道术之裂,往而不反。岂非天哉!(宜取《孟子》“不动心”一章本文熟玩之,不然,不易晓也)
四 义利之辨
孔子罕言利,而曰: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意谓义可以喻有德,而利可以喻齐民,则未始绝人以言利也。(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,与言“君子怀德,小人怀土;君子怀刑,小人怀惠”一意,注误)至孟子则曰:“鸡鸣而起,孳孳为善者,舜之徒也。鸡鸣而起,孳孳为利者,跖之徒也。欲知舜与跖之分,无他,利与善之间也。”辨义利之严如此。是非孟子之必异于孔子也,盖至战国之世,言利之风益盛,或曰:“我能为君辟土地,充府库。
”或曰:“我能为君约与国,战必克。”循此而不变,势非至率兽食人,而人相食不止。当时如墨翟、杨朱之徒,未尝不思有以救之,而其所号于天下者,曰“交相利”(墨子之言,已见前),曰“利物不由于义”(杨子之言,见《列子·杨朱》篇),以利止利,犹以水救水,以火救火,益多而已,未见其有济也。故孟子首绝言利之萌。其答梁惠王利国之问,则曰:“王曰何以利吾国,大夫曰何以利吾家,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。上下交征利,而国危矣。
”曰:“亦有仁义而已矣,何必曰利!”而宋牼(即宋钘)欲以利说止秦、楚之兵,孟子则曰:“先生之志则大矣,先生之号则不可。先生以利说秦、楚之王,秦、楚之王悦于利,以罢三军之师。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。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,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,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,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,怀利以相接。然而不亡者,未之有也。”(见《告子》篇)于当时功利之害,见之至明,故言之至切。而奈何齐、梁之君,见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,卒不果用。
一薛居州,独如宋王何(本孟子语,见《滕文公》),一孟子又独如天下何哉!
五 王政
孟子之言王政,一孔子之言富教也。其曰:“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地,勿夺其时,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”所以富民也。“谨庠序之教,申之以孝悌之义,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”所以教民也。然而孟子之言,尤详于制民之产,与通功易事之道。曰:“明君制民之产,必使仰足以事父母,俯足以畜妻子,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于死亡。”曰:“有恒产者有恒心,无恒产者无恒心。
”曰:“夏后氏五十而贡,殷人七十而助,周人百亩而彻,其实皆什一也。”曰:“方里而井,井九百亩,其中为公田,八家皆私百亩,同养公田。”曰:“野,九一而助。国中什一使自赋。卿以下必有圭田。圭田五十亩。余夫二十五亩。死徙无出乡。乡田同井,出入相友,守望相助,疾病相扶持,则百姓亲睦。”虽曰此其大略,而仁政必自经界始,得是犹足见圣王之制,固非托之空言也。然孟子虽贵民,而欲使天子公侯下而与齐民同其劳苦,泯上下之等,废治养之别,则又其所不然,盖物有不齐,未可强比而同之。
故曰:“或劳心,或劳力。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。治于人者食人,治人者食于人。”夫陶冶与耕,械粟相易,不为相厉。今贤者居民之上,忧民之忧,事民之事,旰食而宵衣,劳苦百倍于农夫而未止。而衣食之奉取之于民者,稍稍得以自肆,则群起而排击之,曰是何得独享其富厚,即言报施之道,是亦不能谓平矣。且两贵不能相事,两贱不能相使。(荀子语,见《王制》篇)使天下之民无有须待人而治者也,则上下之等信可废也;使天下之民而犹有须待人而治者也,则上下之等如之何其废之。
自后世在高位者多骄淫不仁,阻法治之威,而以贡赋督责于下,下罢极,则以残贼怨望于上。于是视治人治于人之名,同于蛊毒之足以祸人。至乎近世乃欲尽撤贵贱上下之防而去之,使更无治与被治之别。或且疑孟子之言为据乱之制,而非大同之道,奉许行并耕之说,以为足以治天下。呜呼,仁义充塞之祸烈矣!(参看“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”一章全文。)
  《韩非·显学》篇言:“自孔子之死也,有子张之儒,有子思之儒,有颜氏之儒,有孟氏之儒,有漆雕氏之儒,有仲良氏之儒,有孙氏之儒,有乐正氏之儒。”说者多谓孟氏之儒即指孟子。然列于漆雕氏、仲良氏之前,似当受业于孔子之门者。《论语》有孟懿子、孟武伯,安知非其人耶?荀卿《非十二子》篇罪子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