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理者,木中纹理也。指条理言。”又曰:“前圣鲜有说理者,孟子忽发出,宋人遂一切废弃,而倡为明理之学。不知孟子所谓理义悦心,有自己注脚,曰仁义忠信,乐善不倦。仁义等又有许多注脚。”故戴子高即谓东原作《孟子绪言》本于习斋之说(见《颜氏学记》)。夫东原是否本之习斋不可知,若其说则固相合矣。顾吾观《后汉书·朱穆传》,其《崇厚论》曰:“行违于道,则愧生于心,非畏义也。事违于理,则负结于意,非惮礼也。”以理与道对言,汉人即已有之,夫曰理曰道,皆虚为之象者也。
今谓宋人始言理,而以理为如有物失之凿,殆为不深考矣。虽然,习斋、东原,亦有为而发之者也。东原之言曰:“理也者,情之不爽失也,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。”又曰:“就事物言,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。有物必有则,以其则正其物,如是而已矣。就人心言,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。心之神明于事物,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。譬有光皆能照。而中理者,乃其光盛,其照不谬也。”(并《孟子字义疏证》)夫自理之说盛,而天下有外情以言理者矣,有外事以言理者矣。
外情以言理,外事以言理,则所谓意见是也。程、朱未尝教人以意见为理也。而后之人以意见为理者,则未尝不藉口于程、朱之言。是以东原从而辨之。观其反复于意见之害,而曰:“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后世也,显而共见。目之曰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,相率趋之以为美言。其入人心深,祸斯民也大,而终莫之或寤。”(《孟子字义疏证序》)为意不可见乎?
程、朱言性有义理之性,有气质之性。义理之性,所谓理也;气质之性,所谓气也。在天曰理气:在人则曰义理之性、气质之性耳。而东原曰:“性者,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,人物莫不区以别焉,是也。而理义者,人之心知有思辄通。能不惑乎所行也。”又曰:“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,舍气类更无性之名。”又曰:“人之血气心知,原于天地之化者也。有血气,则所资以养其血气者,声色臭味是也。有心知,则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妇,而不止于一家之亲也。
于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伦。相亲相为治,则随感而应,为喜怒哀乐。合声色臭味之欲,喜怒哀乐之情,而人道备。”(并《孟子字义疏证》)盖其意以为舍气质之外,更无所谓性。故曰:“孟子曰:如使口之于味其性与人殊,若犬马之不同类也,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。孟子矢口言之,无非血气心知之性。”(同上)又曰:“古人言性,不离乎材质,而不遗理义。孟子曰:‘非天之降才尔殊。’曰:‘乃若其情,则可以为善矣。乃所谓善也。
若夫为不善,非才之罪也。’惟不离材质以为言,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。”(《东原集·读孟子论性》。有节文)东原不认有义理之性、气质之性之分,则亦不认有理与欲之分。曰:“人之生也,莫病于无以遂其生。欲遂其生,亦遂人之生,仁也。欲遂其生,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者,不仁也。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。使其无此欲,必无不仁矣。然使其无此欲,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,亦将漠然视之。己不必遂其生,而遂人之生,无是情也。欲其物,理其则也。
”(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。有节文)又曰:“《诗》曰:‘民之质矣,日用饮食。’《记》曰:‘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’圣人治天下,体民之情,遂民之欲,而王道备。人知老、庄、释氏异于圣人,闻其无欲之说,犹未之信也。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,理欲之分,人人能言之。故今之治人者,视古贤圣体民之情,遂民之欲,多出于鄙细隐曲,不措诸意,不足为怪。而及其责以理也,不难举旷世之高节,著于义而罪之。尊者以理责卑,长者以理责幼,贵者以理责贱,虽失谓之顺。
卑者、幼者、贱者以理争之,虽得谓之逆。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,天下所同欲,达之于上。上以理责其下,而在下之罪,人人不胜指数。人死于法,犹有怜之者,死于理,其谁怜之?呜呼!杂乎老、释以为言,其祸甚于申、韩如是也。”(同上)夫理欲之说,即宋儒有疑之者矣。陆象山曰:“天理人欲之言,亦自不是至论。若天是理,人是欲,则是天人不同矣。”又曰:“《书》云:‘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。’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,道心为天理。
此说非是。心一也,人安有二心?自人而言则曰惟危,自道而言则曰惟微。”(并《象山语录》)特是象山未如东原申欲而罪理,言之之益痛耳。东原曰:“古人言性,但以气禀言,未尝明言理义为性。盖不待言而可知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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