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；总辑合钞之史，多仍旧作，义例既定。著手非难，而辑秩之史，有抱残守阙之意，既近于补阙；复类于合钞，八目之中，斯为较易者矣。唐、宋以来，私修诸史，以改修之作为多，而创作之史，则仅三四见，此何故也盖是时创作之史，多属官修，私家草创，易触忌讳，故宁避近就远，从事改修，多寡不伦，诚非无故。总辑之史，除郑氏外，绝未一见，造端宏大，卷帙繁重，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役也。清儒长于考证，喜事比缉，故补阙、注释、合钞、辑佚之史，独多于往代，此以治经之法，移而治史，食汉学昌明之赐者也。
然亦时涉细碎，未得始终条理之宜，语曰，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其斯之谓欤？
二、编年体之《通鉴》
编年之史，莫古于《春秋》及《竹书》，《春秋》者鲁之史记，而《竹书》则魏之史记也。《左氏传》为释《春秋》而作，其体亦为编年，而记载甚备，《史通六家篇》，以《左传》家居其一，即编年史之初祖也。其后苟悦易班书之纪传体而为编年，悉由钞撮成书，是为《汉纪》。袁宏、张璠、干宝、裴子野之徒，尤而效之，于是断代之史，编年与纪传并行，迨有宋司马光出，创修《通鉴》，贯穿今古，以为一书，而面目为之一新，殆由《左传》、《汉纪》二书扩而充之以成巨制者也。
光尝自言：“凡百事皆出入下，独于前史粗尝尽心，每患迁、固以来文字繁多，欲删削冗长，举撮机要，专取关国家盛衰、系民生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为编年一书，使先后有伦，精粗不杂。”又于仁宗嘉祐中，语其门人刘恕曰：“春秋之后，迄今千余年，《史记》至《五代史》一千五百卷，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，毕世不能举其大略，厌烦趋易，行将泯绝，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、赵、魏为诸侯，下讫五代，因丘明编年之体，仿荀悦简要之文，网罗众说，成一家言。
”是则光之蓄志修史，盖已久矣。厥后承乏侍臣，因间以请，英宗遂命光论次历代名臣事迹，以为一书，并得就秘阁翻阅，给吏史笔札，以治平二年受诏，至神宗元丰七年成书，历时十有九年。其采用之书，正史之外，杂史凡三百二十二种。其残稿在洛阳者，尚盈两屋。故其《进书表》，尝称“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”。又襄其事者，《史记》、前后《汉书》属刘颁，三国、晋、南北朝属刘恕，唐、五代属范祖禹，皆所谓天下选也。光初名其书为《通志》，约战国至秦二世为八卷以进。
至英宗所命修者，则只曰“历代君臣事迹”，而未有定名也；迨治平四年神宗即位，十月初开经筵，命以其书进讲，始定名曰《资治通鉴》，御制序文，俟书成日写入；又历七年，书始撰就，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二年，下迄五代之末，凡十二代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为卷二百九十有四，信为乙部之总会，编年史之圭臬矣。光于刘恕，极推重之。英宗尝命光自选馆阁英才，共任修书之役，光对曰：“馆阁之士诚多，至于专精史学，臣未得而知，所识者，惟和川刘恕一人而已。
”光又谓与恕共修书凡数年，史事之纷错难治者。则以诿之，己则仰成而已。兹考《通鉴》之文，博而得要，简而不遗，始终如出一手，是则光笔削润色之功，可一览得之，其曰仰成，盖谦词也。恕尝请于光曰：“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，何也？”光曰：“周平王以来，事包《春秋》，孔子之经，不可损益。”恕又曰：“曷不始于获麟之后”光曰：“经不可续也。”是则光之用意可识矣。然胡三省则为之释曰：“孔子序《书》，断自唐虞，讫《文侯之命》，而系之秦，鲁《春秋》则始于平王四十九年；
左丘明传《春秋》，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，《通鉴》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，以此见孔子定《书》而作《春秋》，《通鉴》之作，实接《春秋》、《左氏》后也。”(《通鉴注序》)三省又曰：“为人君而不知《通鉴》，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，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；为人臣而不知《通鉴》，则上无以事君厂下无以治民，为人子而不知《通鉴》，则谋身必至于辱先，作事不足以垂后。”(同上)此又与太史公所论、《春秋》之旨相同(见第二章)。
依此所释，则光虽不欲尸续经之名，而实际已不啻续之矣。光既自言，因丘明编年之体，仿荀悦简要之文，故于书中义例，皆为论以发之，而起以“臣光曰”一语，此即用《左传》“君子曰”、《汉纪》“悦曰”之例，亦由《左传》、《汉纪》二书扩而充之之明证也。且前代编年之史，有若两《汉纪》、《晋纪》、《宋略》、《齐典》、《梁典》，皆为断代之书，本可据之以通为一编，惟至宋代，多就散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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