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不知知诰为徐温养子，得国后始自言出自唐宗，其世系本无确证，即使果属建王嫡系，而附庸江左，奉朔中原，亦断不能援昭烈蜀都之例。以此而学郝经、萧常之书，刘知幾所谓“貌同而心异”者也。然其他更定陆书义例者，如钟蒨、李延邹等，于本纪摘出，别列《忠义传》，以旌大节，颇合至公；又张泊等之列入《唐周宋臣传》，樊若水之列入《叛逆传》，亦深协《春秋》斧钺之义。其间文献缺遗，详征博引，亦多考证，视《江南野录》、《江表志》诸书，实远胜之，故纠其持论之纰缪，而仍取其考古之赅洽焉。
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恭校上。(下略)(二文俱见郭伯恭(《<四库全书>纂修考》)
二书内容，具如上述。惟《南北史合注》以“八书”之异于“二史”者，分注正文之下，观此一书，可抵“八书”之用，虽云出于钞撮，鲜存精义，而便于学子非浅矣。闻李氏后裔之在兴化者，尚藏有《南北史合注》稿本，而兴化李详复藏有《南唐书合订》之残本。且此书曾经刊行，非绝无仅有之孤本，清代禁毁各书，以有人收藏，逐渐出世，则此书终有好事者为之重刊行世，吾侪拭目俟之可也。继李氏之后而为合钞之业者有二：一为沈炳震之《新旧唐书合钞》，一为彭元瑞、刘凤诰合撰之《五代史记补注》。
沈书撰于雍正癸丑(十一年)以前，凡二百六十卷，积十年之力乃成。其于纪、传，一从《旧书》，而以《新书》分注之，于志多从《新书》，而以《旧书》分注，自有所见，则加案以别之。兹考其书，于纪、传亦非概从《旧书》，如宣宗以下诸纪，多从《新书》增入。而列传中之从《新书》增入者，尤属不乏。盖《旧书》于唐季史料，所得甚微，阙遗待补者，非止一二事，宋人修《新书》时，则遗籍间出，足供采取，于《旧书》之所阙遗者，为之大事补缀，此即《新书》之胜于《旧书》者，前已详论之矣(见第六章)。
沈氏识得此旨，既知穆宗长庆以前，《旧书》为备，乃悉用之为正文，又知长庆以后，阙遗甚多，乃取《新书》各传，附于《旧书》正文之后，盖于《新》、《旧》两书之长，均能取精用弘，此沈书所以为精善也。至于诸志，亦非尽用《新书》，如《历》、《天文》、《五行》、《地理》、《兵》、《仪卫》六志，皆用《新书》，而《乐》、《职官》、《舆服》、《经籍》、《刑法》五志，仍以《旧书》为正文，而以《新书》分注之，《礼》、《选举》、《食货》三志，则《新》、《旧》参用，是其不囿一隅，折衷至当，又可知矣。
其于诸表，俱从《新书》增入，而于《宰相》、《方镇》两表，都有增删，又别撰《宰相世系表订讹》十二卷，附于书后，用力既勤，足为《唐书》功臣。或谓王先谦撰《唐书补注》二百六十卷，稿具未刊，而唐景崇所撰之《唐书注》，不过就沈书加以剪裁订补之功，以云胜之，则病未能。此继李氏而有作者，一也。清初朱彝尊，曾与钟广汉同注《五代史》，稿具十四五，未几失去，后又续辑；同时有徐章仲(其名待考)，亦注《五代史》，彝尊序之(见《曝书亭集》三十五)，而未见刻本。
据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(卷八)所考：宋人姚宽(字全威)曾为《五代史》作注，用裴松之注《三国》注例，惜其未传；又谓朱彝尊所注之《五代史》，亦用裴注例，曾在济南见其手稿，即用南监版本夹手书签千七百余条，多碑拓文字，此盖从事综辑而未及勒定者。其后彭元瑞成《五代史记传注》十六卷，亦犹姚、朱二氏之注欧《史》也；刘凤诰更因彭稿，而成《五代史记补注》七十四卷，以其中含有彭稿十六卷，遂并署元瑞之名，以为合撰，此刘氏用心之忠厚也。
惟据俞正燮所纪：甲子秋为此学，依姚、朱、彭例，采书裁贴成编，朱签存者已全采，惜不能校写；又云：刘宫保在浙日，以正燮稿本，广延诂经精舍人校对，皆茫然；及罢官寓家苏州，又延王君渭校之，王君日醉不看书，丙子秋，仍以稿本还正燮，正燮自食不给，不能看书，仍还之宫保，而阿监使为写清本，未校也，越十年，正燮仍以还宫保广东，竟无有为校者，其未审处，惟自知之，他人未必能察也。所谓宫保，即指凤诰而言，据此则是书稿本，多出自正燮，而刘氏不过以位尊多金能任刊刻，遂自尸其名耳。
创注此书为朱彝尊，继之者为彭元瑞，毕其役者为俞正燮，任校刊者为刘凤诰，是此一书实成于四氏之手(或谓尚有徐炯)，而凤诰独与元瑞同署，遗彝尊、正燮而不举，果何说耶，岂正燮所纪非信而有征耶？寻补注”之作，以欧《史》为正文，又全录“徐无党注”，并以薛《史》、《五代会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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