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、大卜、大祝三职而一之，亦不待烦言而解矣。且考《周礼》以大史介乎大祝、大卜之间，而同属于春官大祝之属；又有司巫；而大史所职，如正岁告朔卜日读诔，亦与卜祝为近；周尝以祝宗卜史赐鲁；(见《左》定三年)故古人尝以巫史祝史并言，巫祝之事，尝以瞽者为之，又称瞽史。盖古人所重为鬼神灾祥之事，考记其事者，亦名为史 。缘是可知汉世史官之置，实缘古制，亦如周代之有大史，位非甚尊，此盖应诠之义也。
《汉书艺文志》，原于刘歆之《七略》，其叙诸子十家，谓皆出于某官；又谓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。所谓某官，即周代王官之所掌也。章学诚尝于所著《校雠通义原道篇》，畅发此义云：刘歆盖深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，而有以知私门无著述之故也。何则其叙六艺而后，次及诸子百家，必云某家者流，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，失而为某氏之弊。其云某官之掌，即法具于官，官守其书之义也；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，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；
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，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；辨而别之，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。
又云：
六艺乃周官之旧典也。《易》掌太卜、《书》掌外史、《礼》在宗伯、《乐》隶司乐、《诗》领于太师，《春秋》存于国史。夫子自谓述而不作，明乎官司失守，而师弟子之传业，于是判焉。秦人禁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云欲学法令者，以吏为师。其弃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非也，其曰以吏为师，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。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，想见三代盛时，《礼》以宗伯为师，《乐》以司乐为师，《诗》以太师为师，《书》以外史为师，《三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亦若是而已矣。
此所谓官师合一，即古人学在王官之证。古人之要典，皆由百司之史掌之，故百家之学，悉在王官，而治学之士，多为公卿之子弟，就百官之史而学之，故其学不能下逮于庶民。迨周之衰，王官失守，散而为诸子百家，民间亦得以其业私相传授。而刘、班二氏溯其源，曰某家者流，出于古者某官，虽其所说，未必尽雠，而古人官师合一之旨，藉是以明，章氏所说，最为得古人之意者也。秦人以吏为师，吏即史也，惟古今有不同者，一则学下逮于庶民，而百家之学以兴；
一则所学以法令为限，而百家之学以绝耳。《汉志》谓道家出于史官，其为说之当否，姑不具论，惟章学诚谓六经皆史，近人多宗其说。至谓六经百家之学，悉出于史官，究有断限不明之嫌，若谓其书悉掌于百司之史，则无可疑者也。《庄子天道篇》谓：“孔子西藏书于周室，见老聃，繙十二经以说。”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》又谓：“孔子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。”而同书《孔子世家》及《老子列传》，皆谓孔子适周，问礼于老子，而老子固周之守藏史也。
或谓老子世为史官，掌周室之典籍，故孔子从而问礼焉，此亦古人官师合一之证。孔子身非史官，而修《春秋》，诚由王官失守，学下逮于庶民之故。然非西适周室，以观藏书，问礼于守藏之史，亦无以考文献而证旧闻。司马迁以身为史官，而修《史记》，正为合于古法，此亦应诠之义也。
最后更有一义，应为之阐明者，则汉以前未有以史名书是也。古人以乙部之书，原出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而汉以后诸史多称书，吕不韦、孔衍、司马彪之作，亦称春秋、尚书。《管子法法篇》，言春秋之记；《墨子明鬼篇》，谓周、齐、宋、燕皆有春秋，又言吾见百国春秋；《楚语》申叔时言，教太子箴以春秋；《晋语》，司马侯言叔向习于春秋；此又孔子修《春秋》之同时，各国之史多名春秋之证也。或又称志：《周礼》“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外史掌四方之志。
”《左传》尝称“周志”，又曰“前志有之”，“史佚之志有之”，又称“仲虺之志”，《孟子》亦称“志曰”，是也。或又称书：子产、叔游皆称“晋书有之”是也。《论语》记孔子两言史：一曰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”，一曰“文胜质则史”，并指史官而言。《孟子》之论《春秋》则曰，“其事则齐桓、晋文。，其文则史”，以史与齐桓、晋文对言，亦言人而非书。司马迁因《春秋》而撰《太史公书》百三十卷，其文中尝称秦记、牒记、史记，后人摭其语，称为《史记》，亦以其书为史官所记，犹邦国之志、四方之志云耳。
汉人曾直称《春秋》为史，如《公羊》齐高偃纳北燕伯于阳，传云，《春秋》之信史也，然亦未为通名。汉末刘芳作《小史》，三国张温作《三史略》，谯周撰《古史考》，始以史名书，然谯周之作，亦可曰考古史官之所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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