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迄顺帝至正二十八年，用编年体，大书分注，全仿《通鉴纲目》，可称“元鉴纲目”，不得谓之“续元史”。迨至清代，则改修之作甚多，间亦有为之订补者，其别有二：其一，因《元史》芜杂缺略，而广征中土固有之史实，以补证旧闻，订正谬误，而图改造新史者，如钱大昕、魏源是也。其二，因元代疆域不以中土为限，别征西方之史实，以补中土所未闻，证中土所未确，以别造一新史者，如洪钧、屠寄、柯劭忞是也。清初邵远平始撰《元史类编》四十二卷，意在续其父经邦之《弘简录》。
魏源论之曰，远平《类编》，袭郑樵《通志》之重儓，以天王宰辅庶官分题，已大偭史法，且有纪、传，无表、志，于一代经制，阙略未备。然邵氏能取《经世大典》诸书，以补正史，不无订正之功，而世祖以下诸本纪，即为魏源《新编》所袭用，是其致功于此，亦匪细矣。其后钱大昕有志于是，致力最深，尝得《元秘史》刊行之。《秘史》叙蒙古初起及兼并诸部落事綦详，可证《元史》之误，徒以译文质朴，悉用当时俚语，明初修史诸氏，鄙弃不加留意，任其湮没。
钱氏既得《秘史》，稽考内容，乃知其可据可宝，故为之跋云，论次太祖、太宗两朝事迹者，其必于此书折其衷。又尝云，在馆阁曰，以《元史》冗杂漏落，潦草尤甚，似仿范蔚宗、欧阳永叔之例，别为编次，更定目录，或删或补，次第属草，未及就绪，归田以后，此事遂废，唯《世系表》、《艺文志》二稿，尚留箧中（《元史艺文志序》）。其后徐松亦有志于是，而未能卒业(见魏光焘《元史新编序》)。又魏源谓嘉定毛氏有《元史稿》(见《新编凡例》)。
毛氏名岳生，有《休复居文集》，集中附《元史后妃列传》，即其证也。继有作者，则为魏源之《新编》，源尝论旧史之失云：
人知《元史》成于明初诸臣潦草之手，不知其载籍掌故之荒陋疏舛讳莫如深者，皆元人自取之，兵籍之多寡，非勋戚典枢密之臣一二预知外，无一人能知其数者。《拖布赤颜》(按即《脱卜赤颜》)一书，译言《圣武开天记》，纪开国武功，自当宣付史馆，乃中叶修《太祖实录》，请之而不肯出。天曆修《经世大典》，再请之而不肯出，故《元史》国初三朝本纪，颠倒重复，仅据传闻。国初平定部落数万里如堕云雾，而《经世大典》于西北藩封之疆域录籍兵马，皆仅虚列篇名，以金匮石室进呈乙览之书，而视同阴谋，深闭固拒若是。
《元一统志》亦仅载内地各行省，而藩封及漠北、西域皆不详，又何怪文献无征之异代哉。是以疆域虽广，与无疆同，武功虽雄，与无功同。加以明史馆臣，不谙翻译，遂至重纰叠繆，几等负涂，不有更新，曷征文献(《拟进元史新编表》)。
据此所论，则《元史》之冗杂漏落，多由史实无征，不尽由于修史者之潦草从事矣。源初撰《圣武记》十卷，以纪述清代掌故，又撰《海国图志》一百卷，以考订域外地理，晚复从事元史，创定体例，独出己裁，其所征据，则元代官私之所记录，明初诸臣遗老之所记载，宋、辽、金、明诸史之所出入，与夫佚事遗闻，见于近人各家之说也。又以元之疆域，远轶汉唐，西北所极，尤应详载，乃立太祖三朝平服各国传；至中叶以后，号令不逾金山，内鬨之事屡见，为立东北叛藩传，以明始末，此皆详旧史之所未详也。
列传用分类相从之法，于儒林、文苑、良吏、忠义、列女、奸臣之外，增以遗逸、释老、群盗诸目；于旧史之诸专传，悉改为合传，题曰开国功臣、武臣、相臣、文臣、平宋、平金、平蜀功臣诸传。又于诸相臣、文臣、言臣，皆冠以世祖、中叶、元末等称，分标专目，则又为修史之变例。本纪自世祖以下，袭用邵氏《类编》，艺文志、氏族表，全取之钱氏大昕，此又所谓择善而从，不必己出者矣。至其文章雅洁，议论明快，尤为旧史所不及。
源殁后，稿展转由龚自珍、莫祥芝，而归其族孙光焘，于光绪三十一年，乃由光焘序而刊之，亦幸而不亡也(以上据光焘序)。近人考论元代疆域者，谓其西方所极，有奇卜察克汗国(一作钦察汗国)、伊儿汗国、察哈台汗国，合其面积，大于中国本部之数倍，《元史》所述，专详本部，不过为其全部十分之一二(又有元太宗封地，谓之窝阔台汗国，后并入中国本部，而无与于上述之三大汗国)。自太祖成吉思汗以迄世祖忽必烈初年，国号本称蒙古，至世祖至元八年，始改称大元。
元之一名，不足以赅西域诸国，正与《元史》一书，不足以赅蒙古全部同符。魏氏之《新编》，于中国本部之史实，已极尽订补之能事，可谓无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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