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成化以来，职修纂者，惟取六部前后章奏，分为十馆，以年月编次，稍加删润，櫽括成篇，即为一帝之实录。至如仗前柱下之语，章疏所不及者，即有见闻，无凭增入。孝宗时太仆少卿储罐上书请立史官，记注言动，如古左右史，竟未能用(见《明史》本传)，又明臣奏议(十一)载此疏，谓帝从之，实则未行。六曹六册，送阁验讫封锁，岁终汇收入大柜，永不开视，虽得旨允行，而未久又废(《春明梦余录》十三)。今天津市图书馆藏《万历起居注》若干册，内载张居正奏对之语，为《实录》所无(据陶元珍说)，此即万历时恢复记注之证也。
清代记注之制，略如明代，每月例由日讲起居注官撰成《起居注》二册，呈送内廷存贮，今故宫博物院，犹有存本，所记甚简，仗前柱下之语，亦无凭列入，盖其名不副实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(杭世骏《道古堂集》有《与某君论起居注书》，语尚未晰，朱氏《汉、唐、宋起居注考》曾论之)。
刘知幾尝称，“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”，且与朱敬则、徐坚、吴兢奉诏更撰《唐书》，又重修《则天实录》，设馆修史甘苦，盖已备尝之矣。又以其时小人道长，纲纪日坏，仕于其间，忽忽不乐，遂与监修国史萧至忠等书云：(上略)自策名仕伍，待罪朝列，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，竟不能勒成国典，贻彼后来者。何哉静言思之，其不可有五故也。
何者，古之国史，皆出自一家，如鲁汉之丘明、子长，晋齐之董狐、南史，咸能立言不朽，藏诸名山，未可藉以众功，方云绝笔，唯后汉东观，大集群儒，著述无主，条章靡立，由是伯度讥其不实，公理以为可焚，张、蔡二子，纠之于当代，傅、范两家，嗤之于后叶，今者史司取士，有倍东京，人自以为苟、袁，家自称为政、骏，每欲记一事，载一言，皆阁笔相视，含毫不断，故头白可期，而汗青无曰，其不可一也。
前汉郡国计书，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，后汉公卿所撰，始集公府，乃上兰台，由是史官所修，载事为博，爰自近古，此道不行，史官编录惟自询采，而左右二史，阙注起居，衣冠百家，罕通行状，求风俗于州郡，视听不该，讨沿革于兰台，簿籍难见，虽使尼父再出，犹且成为管窥，况仆限以中才，安能遂其博物，其不可二也。昔董狐之书法也，以示于朝，南史之书弑也，执简而往，而近代史局，皆通籍禁门，深居九重，欲人不见，寻其义者，盖由杜彼颜面，
防诸请谒故也，然今馆中作者，多士如林，皆愿长喙，无闻齿舌，傥有五始初成，一字加贬，言未绝口，而朝野具知，笔未栖毫，而缙绅咸诵。夫孙盛实录，取嫉权门，王劭直书，见雠贵族，人之情也，能无畏乎，其不可三也。古者刊定一史，纂成一家，体统各殊，指归咸别。夫《尚书》之教也，以疏通知远为主；《春秋》之义也，以惩恶劝善为先；《史记》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；
《汉书》则抑忠臣而饰主闽，斯并曩时得失之列，良史是非之准，作者言之详矣，顷史官注记，多取禀监修，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，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，十羊九牧，其令难行，一国三公，适从何在，其不可四也。窃以史置监修，虽古无式，寻其名号，可得而言，夫言监者，犹总领之义耳，如创纪编年，则年有断限，草传叙事，则事有丰约，或可略而不略，或应书而不书，此刊削之务也；
属词比事，劳逸宜均，挥铅奋墨，勤惰须等，某袠某篇，付之此职，某传某志，归之彼官，此铨配之理也，斯并宜明立科条，审定区域，傥人思自勉，则书可立成，今监之者既不指授，修之者又无遵奉，用使争学苟且，务相推避，坐变炎凉，徒延岁月，其不可五也。凡此不可，其流实多，一言以蔽，三隅自反，而时谈物议，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(下略)。
凡此所谈，皆隋唐以来设馆修史之弊，迄于清末而未之革者，刘氏可谓慨乎其言之也。盖刘氏所谓五不可，即为历来官修之史不及私史之总因，所谓史官编录惟自询采者，尤为后世记注不备之明证。今观前史所记，惟唐太宗与群臣问答之语，详载于《贞观政要》，由于其时史官，得随仗入，侍于君侧，有闻必录之故。其后既限制史官，不得随仗入内，并不侍立前殿，故罕闻君臣问答之语，此仅就记注一事言之也。唐宋宰相所撰之《时政记》，或可补记注之不备，《宋史》取材，多出于是，然以所记，多有文饰，往往难餍人心。
若如汉武以往之制，天下计书，先上太史，则撰史之士，不劳自采史实，而能备文献之全。然而后世之贤君若相，未闻有行之者何也盖后世史官，多重撰述而轻记注，掌故史实，乏人综辑，临时取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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