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则其功也。至于采经摭传，分散百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不如其本，务以多阅广载为功，论议浅而不笃，其论术学，则崇黄老而薄五经，序货殖，则轻仁义而羞贫穷，道游侠，则贱守节而贵俗功，此其大敝伤道，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然善述序事理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野，文质相称，盖良史之才也。
其子固本之，以作《汉书司马迁传赞云：……故司马迁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，采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，述《楚汉春秋》，接其后事，讫于天汉，其言秦汉详矣。至于采经摭传，分散数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或有抵捂，亦其涉猎者广博，贯穿经传，驰骋古今上下，数千载间，斯以勤矣。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，论大道，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，此其所敝也。然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称迁有良史之才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
又《汉书扬雄传》录雄《自序》云：太史公记六国，历楚汉，讫麟止，不与圣人同是非，颇谬于经。比观三文，皆于《史记》致不满之辞。然长短互见，贤者不免，班氏父子虽盛讥子长，而不能不服其善叙事理。彪本续《史记》而为后传，而固又因《史记》之体例而别撰《汉书》，皆承子长之衣钵，有因而无革者也。桓谭《新论》谓迁著此书，示东方朔，朔署之曰：“太史公”，署之者，名其书也；而韦昭则以为书中之太史公，皆其外孙杨恽所加，王国维是之(见所著《太史公行年考》)。
《汉志》列《太史公》百三十篇于《春秋》之后，又著录冯商所续《太史公》七篇，《汉书》叙传、扬雄传，《后汉书》窦融、范升、陈元诸传，皆以“太史公”称之，是则《太史公》为《史记》之本名，无疑也。又称曰《太史公书》，初见于本书《自序》，又见《汉书宣元六王传》、《后汉书》班彪、杨终等传，亦称曰《太史公记》，见《汉书杨恽传》。曰书，曰记，皆于太史公之下，附缀一字，以明其为太史公所书所记耳。《班彪传》又称，武帝时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然出于载笔之辞，与彪之自称曰《太史公书》者异趣。
钱大昕谓此为范蔚宗所增益，非《东观》旧文，是也。“史记”之称，屡见《史记》本书，悉指旧史而言，故迁未尝以此二字，自名其书。《三国魏志王肃传》：明帝称迁著《史记》；苟悦《汉纪》十四则云：“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，发愤而作《史记》，始自黄帝以及秦汉为《太史公记》。”按悦为后汉末人，在王肃之前，时已有“史记”之称；晋人司马彪撰《续汉书》，于《天文志》中，亦一言之；《隋志》据以著录，而“史记”遂为《太史公记》之简称。
钱氏谓“史记”之称，出于魏晋以后，语固不诬。《史通》(六家)乃谓因鲁史记旧文，目之曰史记，不知此实后起之义。盖“史记”为古史及周代诸国史之通名，初不限于鲁史，《汉书五行志》屡引“史记”即泛指诸国史而言，《颜注》谓凡称“史记”者皆为迁书，殊误，知幾本之，乃有此说。
《汉书司马迁传》云：“十篇缺，有录无书。”(亦见《艺文志》)注引张晏曰：“迁殁之后，亡《景纪》、《武纪》、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、《兵书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》、《日者列传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列传》、《傅靳列传》。元成之间，褚先生补缺，作《武帝纪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日者传》，言辞鄙陋，非迁之意也。”是则所缺十篇，釐然可指。然据王鸣盛之所考，惟《武纪》全亡，褚先生取《封禅书》补之；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日者龟策》二传，为未成之笔，但可云阙，不可云亡；
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；其余为褚先生所附缀者多为天汉以后事，为迁所不及见，补之殊为多事。据此则《史记》之所亡佚亦仅矣。
迁殁之后，其外孙杨恽，祖述其书，遂宣布于外。至元成间，而褚少孙补之。少孙者，颍川人，梁相大弟之孙，宣帝时寓居沛，受诗于王式，为博士，于是鲁诗有褚氏之学，名见《汉书儒林传》(王式)。今《史记》中称“褚先生曰”者，皆少孙所补也。少孙所补殊浅陋，不为世所重。迁之本书，自谓迄于太初，其后阙而不录，其后为之踵继其书者，褚少孙之外，有刘向、向子歆、扬雄、冯商、阳城衡、史岑、梁审、肄仁、晋冯、段肃、金丹、冯衍、韦融、萧奋、刘恂，俱有撰述”。
至光武建武中，班彪乃采前史遗事，傍贯旧闻，作后传六十五篇。寻其自撰之略论，谓后篇慎核其事，整齐其文，不为世家，唯纪传而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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