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；可无述欤。再进而言古代之史学，试以刘知幾所论证之。知幾论史，概以“六家”“二体”。所谓六家者：一《尚书》家、二《春秋》家、三《左传》家、四《国语》家、五《史记》家、六《汊书》家，是也。《尚书》所载，多为典、谟、诰、誓之文，所以宣王道之正义，发话言于臣下，其体略如后世所集之两汉诏令、唐大诏令、宋大诏令及明清两代之圣训，亦犹《毛诗》一编，为后代总集之开端，不惟后代继其体者为难，亦不得谓为史体之正宗。
《春秋》本鲁史而成，左氏缘经以作传，经为纲而传为目，言见经文，而事详传内，或传无而经有，或经阙而传存，是二家者，以编年体而垂为百代之法者也。其后司马迁以纪传书表之体，创为《史记》；班固继作《汉书》，改书为志，断代为史；后有作者，遵而不易，于是纪传一体，遂树正史之规模。若夫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二书，以国为别，而无复年月可寻，后世之书，惟陈寿《三国志》、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、路振《九国志》、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，差可比拟，然亦乙部之支流，不得以大宗拟之矣。
是以知幾综其前说，约为“二体”；“二体”者，纪传与编年是也。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为一体，是为编年；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为一体，是为纪传。系日月以为次，列时岁以相续，中国外夷，同年共世，莫不备载，其事形于目前，理尽一言，语无重出，此编年体之所长也；纪以包举大端，传以委曲细事，表以谱列年爵，志以总括遗漏，逮于天文地理，国典朝章。显隐必赅，洪纤靡失，此纪传体之所长也；刘氏论之详矣。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，言春以包夏，举秋以兼冬，或为鲁史旧法，然垂为不刊之典，以传之于后世者，则孔子与左丘明也。
章学诚有言，刘知幾得史法，而不得史意，此《文史通义》所由作也。愚谓古代史学，只有史法，而史法当与史意并重。所谓系日月以为次，列时岁以相续，即史法也；所谓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汙，惩恶而劝善，即史意也；史法即其文则史之文，史意即则丘窃取之义，曰法与意，曰文与义，皆为孔子之史学。是故推论吾国之史学，必萌芽于孔子。至博采列国之史，萃为一编，以羽翼孔子之作，以阐发孔子修《春秋》之旨趣，是为左丘明之史学，而公羊、穀梁二氏，专明一家之学者，不得与焉。
吾于古代之史家，仅得二人，首推孔子，其次则左丘明也。
总上所论，古代之史家，应为孔子与左丘明，古代之史籍，应为《尚书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而《周书》、《纪年》、《世本》之残缺不完及仅见佚文者，亦以附焉。孔子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治古史者，不可不知此义。
第三章 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
吾国史学，萌芽于孔子、左丘明，而大成于司马迁、班固。故继孔子、左丘明之后，而述司马迁及班固。司马迁，字子长，龙门阳夏人也。汉武帝时，嗣其父谈而为太史令，职掌文史星历，故得紬金匱石室之书而作《史记》。晚年官尚书令，尊崇任职，友人任安责以不能进贤，迁以书报之，论及《史记》，即《汉书》本传及《文选》所载《报任少卿书》是也。班固，字孟坚，扶风安陵人也。后汉明帝时官兰台令史，因其父彪之业以作《汉书》。后参大将军窦宪军事，及宪得罪，坐系死狱中，年六十一，时和帝永元四年也。
迁之卒年无考，据王国维所撰《太史公行年纪》，迁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，年六十。此二氏事迹之大略也。
古人修书莫不有其动机与背景。孔子之辑《尚书》与修《春秋》，史官失职，文献无征，其动机也。王官失守，散为百家，其背景也。司马迁之作《史记》，亦有其动机与背景焉。试一考之。《史记太史公自序》云：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滞周南，不得与从事，故发愤且卒。而子迁适使反，见父于河洛之间。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：……今天子接千岁之统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从行，是命也夫，命也夫。余死汝必为太史，无忘吾所欲论著矣。……夫天下称诵周公，言其能歌论文武之德，宣周召之风，达太王王季之思虑，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。
幽厉之后，王道缺，礼乐衰，孔子修旧起废，论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则学者至今则之。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，而诸侯相兼，史记放绝。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，汝其念哉。迁俯首流涕曰：小子不敏，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。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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