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此真为卓识伟论，为诸家所不及，持此义以论史，鲜有陷于谬误者矣。尝谓考史之失有二，读书不多，举证不富，轻为论断，则失之陋，列举多证，以伪为真，轻为论断，则失之妄，肯虚心者，或患读书太少，而读书太多者，或未必肯虚心，故陋之病尚可补救，而妄之病每至不可医也。有若顾氏，闻钱玄同一言，而遽放弃其意见，可谓勇于服善，又以其疑古精神，为治史者别开生面，亦可一扫从前拘泥罕通之病，其功与过，亦略相等，故是不可轻于信古，亦不可轻于疑古，必如崔氏之考而后信，乃能得其正鹄，此又近顷疑古一派学说之大略也。
综观上文所述，可知近顷学者治史之术，咸富于疑古之精神，而范以科学之律令，又以考古、人类诸学，从事地下发掘，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，因以改造旧史，别创新史，盖蒙远西学术输入之影响，以冲破固有之藩篱，利用考见之史料，而为吾国史界别辟一新纪元者也。虽来日之衍变，未知所极，然即今以推来，而大略可知。孔子曰：“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”，愚亦惟就所可知者，大略述之而已。
结论
本编十章，叙次巳竟，兹再总括所述，撰为结论，以殿编末。
首宜论者，是为史学之分期，愚谓吾国史学，可分五期论之，第一，自上古讫汉初，是为史学创造期；初则史官即为史家，而史籍亦史官之所掌也。继则孔子删《尚书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定礼、乐，而左丘明为《春秋传》，或谓左氏又作《国语》，虽不能遽指孔子为史家之祖，然因鲁史而作《春秋》，实树史体之圭臬，而左氏则又身为史官，善于作史者也。有《春秋》及《左氏传》，乃有编年史，有《国语》乃有国别史，有《尚书》，乃有纪事之史，有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，乃有典礼之史，是皆为后代各体史籍之所因，吾故以“创造期”称之也；
第二，则两汉之世，是为史学成立期，此期史家甚少，而以司马迁、班固二氏最为杰出，而苟悦次之，而所撰之史，则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与《汉纪》也。迁创为纪传体，而固因之，迁书通叙古今，而固书则专叙一代，而通史、断代，因以分焉。《汉纪》仿《左传》为编年体，而为《晋纪》、《宋略》、《通鉴》诸书之所因，自斯以来，时历二千，撰史之士，咸莫能外，吾故以“成立期”称之也；
第三，则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，是为史学“发展期”，此期私家撰史之风最盛，《后汉书》有十一家，《晋书》有十八家，三国、十六国、南北朝，各有多数分撰之史，而陈寿，崔鸿，李延寿因之，以成合撰之《三国志》、《十六国春秋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等作，而编年之书，亦略相等，胥汲马、班、荀三氏之流，而结璀璨光华之果者，不谓之“发展期”不得也；
第四，则自唐讫清末，是为史学“蜕变期”，此期于近现代之正史，悉由官修，定于一尊，私家偶有纂述，辄以肇祸，后遂相戒而不为，而于他方，则远于近代之史，多汲汲为之改造，更于典礼、学术之史，多所撰述，无体不备，且有专论、史法、史例，以批评推理为职志者，于是史域日廓，而史学亦日进，改前期之因习，启来日之革新，不谓之“蜕变”不得也。第五，则清季、民国以来，是为史学“革新期”，亦即现代三四十年间之史学也。
本期学者，如章太炎先生，论史之旨，已异于前期，而梁启超氏，更以新史学相号召，而王国维氏，尤尽瘁于文字器物以考证古史，其他以西哲之史学，灌输于吾国者，亦大有人在，其势若不可遏，有中西合流之势。物穷则变，理有固然，名以“革新”，未为不当，此愚所分之五期也。而愚所述之各章，亦略与之相当，第一第二两章所述，则创造期之史学也，第十章所述，则成立期之史学也。第四章所述，则发展期之史学也，第五章以下迄于第九章所述，则蜕变期之史学也，第十章所述，则革新期之史学也。
譬有人焉，由童子而成年，驯至壮盛，中因身体之发育，而渐致心理之变化，而尚未届于老大之境，吾国史学之进展，殆与此同一理乎。虽然史学之分期，与通史异，不得略得其似，藉以窥见变迁进化之迹，非有明确之界画可指数也。
何炳松氏，则分吾国史学为三期：第一期，自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以迄荀悦述《汉纪》，凡七百余年，为编年、纪传二体由创造而达于成立之期。第二期，由荀悦以迄北宋之末，其间约千年，为旧式通史之发展期。(一)自南宋迄今，由儒家一派，衍化而成，所谓浙东之史学，实为史学衍为派别并有进步之一期，此其分期之大概也。(二)案何氏所谓第一期，即吾所分之创造、成立两期，何氏盖专就二体之创造与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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