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五曰断代的专史，即专纪载某一时代之史，如旧作之《唐书》、《宋史》，新作之近世史、现代史是也。然又有国别史之一种，梁氏未曾叙及，兹就《三国志》、《十六国春秋》、《南北史》诸书言之，以一时代之事迹，划分为数部而分载之，正如后世之地方志。然三国之一时代，上以承汉，下以启晋；南北朝之一时代，则又上以承晋，下以启唐，亦居断代史之一部，盖又介乎地方的专史、断代史的专史之间者也。梁氏盖以国别史，纳于断代史之中又不复叙及之耳。
何氏又论及通史、专史之分云：
一套之专史，如风俗、美术、宗教制度等之历史，无论其内容如何完备，决不足使吾人了解社会之演化，或世界之历史也。盖其所述者，仅一种连续抽象之描写而巳，而在所有此种抽象现象申，本有其具体之连锁，此种现象，或皆产生于同一人群之中，或皆为同一人群之产品，而此种人群，又往往有其共同之伟业，如迁徙、战争、革命、发见等，为各种现象之共通原因。例如吾人试究魏晋六朝之文学，将见自东晋直至隋朝四百年间，所谓南朝之文学，大体承吴语文学之后，继续发展，而成为南方新民族文学；
至于北方，则自晋分东西以后，直至北魏灭亡时止，先之以文学之衰替，继之以文学之中兴，终至产出一种尚武好勇之新文学。文学之变化如此，不可谓之不繁矣，扶吾人迄不能就文学史本身，求其所以演化之原因也。此种演化本身，极难了解，吾人如欲了解所有此种文学上之特殊变迁，将非求援于通史不可。盖唯有通史，方述及东晋偏安之后，中国文化实保存于东南之一隅，而北方则先有五胡十六国之大乱，继之以北方蛮族之华化，而终于北魏之完全屈服于吾国文化之下。
是故所谓通史，即共通之历史，吾人于此可知所有专史之编著，虽完备异常，而在吾人之历史知识中，始终不肯留有或缺之部分，此不可或缺之部分非他，即吾人所谓通史者是也。其特性在描写具体之真相，叙述社会人群之行为与伟业，故通史之为物，无异一切专史之连锁，通史中之事实，无异专史申事实之配景。实际上此种共通事象之足以联络，或驾驭人类之特殊活动者，皆属影响及于大众，及足以变更一般状况之事实，因侵略或殖民而起之民族移动也，人口中心之创设也，人群一般制度之创造或变更也，皆其类也。
政治史之重要以及通史中政治史所占之地位之特大，其故皆在于此(《通史新义》页一百四十七——一百四十八)。
何氏以鲁滨孙博士之说为基础，故甚重视通史，以为通史能说明共通之演化及特殊之变迁，而专史则不能也。第吾则谓通史、专史之分，则由比较而定，其范围之广狭，亦因所述之事实而定。例如《通志》，政治典章无所不包，不可不谓之通矣。而《通鉴》则专纪政治，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则专纪典章，取以衡之《通志》，则彼为通史，而此为专史矣。荀悦《汉纪》，袁宏《后汉纪》，仅纪前后汉之政治，仅当《通鉴》之一段，取以相校，则《通鉴》为通史，《汉纪》为专史矣。
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仅当《通典》之州郡典、《通考》之舆地考，取以相校，则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为通史，而《纪要》、《利病书》为专史矣。依此推之，则专之下又有专焉。前之号为专者，又含有通之性质，而相引至于无极矣，此以旧史为列者也。又如新著之文化史，本自通史划出而自为一部者也。然学术为文化之一部，乃自文化史而分为学术史，而文学史又为学术史之一部，诗史、词史又为文学史之一部，亦相引而至于无穷，文化史视通史为专；
视学术史则为通，文学史视学术史为专，而视诗史、词史则为通，是通史、专史之名，时因比较而异，即通史、专史之分，既由比较而定也。大抵划通史之一部，以为专史，则其纪述必较通史为详，以此递推，则范围愈狭，记述亦愈详，《方舆纪要》之详于州郡典，《通典》之详于诸史之志，必不待言也。再自他一方言之，通史既划其若干部分，而属于专史，而同时复吸收其他部，以入通史范围之内，盖其吸收愈多，包蕴愈广，而通史乃得独成其大，且与专史，有两不相妨相得益彰之效，此即梁任公之所谓新史也。
是故通史、专史之分，既由比较而定，则非一成不易之称，而通史之与专史，又非各立疆界，若胡越之相视。歧通史、专史而二之，固为治史者所不许，重视通史，而夷视专史，亦岂通人之见哉。
近人主造新史者，莫先于章太炎先生，曾于所著《訄书》中，撰《中国通史略例》，以见其旨，后改署《訄书》为《检论》，删去此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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