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；为人臣子而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。
寻此所论，及《汉书》所述，乃知孔子之修《春秋》，一因载籍残缺，文献无征，思存前圣之业，以垂方来；二因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，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。其用意至为深远，亦即修《春秋》之动机也。左丘明与孔子同时，左氏之书，作于丘明，亦为释《春秋》而作，汉代马、班诸家，皆无异说。《严氏春秋》引《观周篇》云：“孔子将修《春秋》，与左丘明乘如周，观书于周史，归而修《春秋》，丘明为传，共为表里。”近人之为今文学者，多不信是说，乃谓左氏别为一人，非与孔子同时之丘明。
且其说曰：司马迁答任安书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，左氏即为左丘，其名不带“明”字；又以其人生于晚周，故《左传》之文，不类春秋人所作；又谓《齐论》无“左丘明耻之”一章，故左丘明亦不必与孔子同时。此议固起于宋之郑樵及朱熹，然不过姑为疑辞，以待后人之考断耳。丘明既为春秋传，又稽其逸文，纂其别说，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事，起周穆王，终鲁悼公，别为《春秋外传》，号曰《国语》，故亦号《左氏传》为《春秋内传》。
自司马迁、班固、韦昭诸氏，所说皆同，其流传盖已久矣。近代学者，以今古文家法不同之故，抨击《左传》，几无完肤，如刘逢录、康有为、崔适诸氏，皆谓今本《左传》，颇经刘歆窜乱，凡其中释经文者，多非左氏之旧，引歆所称诸儒博士谓左氏不传《春秋》为证；或又谓作《国语》者，即为左丘，而非丘明，刘歆取《国语》之一部，以伪制《左氏传》，以其弃余为今本之《国语》，或又以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之多歧，断其作者不为一人，其为说之是非，宜有以辨之。
愚谓司马迁之世，去古未远，所见古文典记甚夥，其称鲁君子左丘明，必非妄语；杜预称丘明身为国史，又与班固称丘明为鲁太史之语合；纵令后贤所说，各能自完其说，然不信《史记》本书，而取短书杂说，或单文孤证，以明其说之为是，一度亦无以服古人之心也。近世今文家重恶刘歆，故谓汉代之中秘书，多为其窜乱，弗恤深文周内，以成其罪。不悟《史记》之作，远在歆前，采用《左传》，言非一端，且其书早经杨恽、褚少孙之徒布之于外，为时贤所共见，藉令歆果作伪，必为太常博士之徒，察觉发覆，而哄然不容于世矣。
夫刘歆作伪之说，已不可信，而谓左氏为晚周人，为可信乎故愚仍以马、班之说为可据，而以作《左氏传》者，即为与孔子同时之丘明，而备闻修《春秋》之义法者也。夫必如是，古史乃可信，而有讨论之余地矣。若夫《国语》之作，是否与作《左传》为一人，本不甚关重要，惟二书各有详略异同，可资互证之处甚多，凡研《左传》者，必读《国语》，其为春秋时代古史之一，又不待论也。
《左氏传》为释《春秋经》而作，经既为传之纲领，而传亦为经之节目。杜预作注，始合经传而为一，所谓传或先经以始事，或后经以终义，或依经以辨理，或错经以合异者，皆可一览而得。后来朱熹作《纲目》，大书以提要，分注以备言，使人了然于开卷之顷，实作史之良法也。然左氏作传，为备《春秋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迹，与孔子同其作述，称之为传，其实史也。公羊、穀梁二家，亦为《春秋》作传，不详其事，而详其义，初则师弟之间，口耳授受，至于汉代，乃著之版业，写以隶书，所谓今文之学也。
晚近讲今文学者，推崇《公羊传》，以为深得孔子之旨，公羊家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，《史记》有据鲁亲周故殷之语，于是乃有“立三统”“张三世”之说；又谓孔子端门受命，为汉制法，以明白可据之书，寓怪诞不经之说。不知公羊之三世，犹今人修史之有上古、中古、近代，以鲁史为据，故曰据鲁，尊周王而书春王正月，故曰亲周，周因于殷礼，故曰故殷，此为修史之通例，而非有甚深之义也。汉魏之世，已有人曰，仲尼为素王，丘明为素臣，而杜氏则力斥其非矣。
或谓左氏所传，为其文则史之文，《公》、《穀》所传为其义则丘窃取之义，此亦不然。左氏之义，即寓于文中，如“五十凡”及“君子曰”是也，不必求之于《公》、《穀》，而其义已大明。总之，研史与说经不同，公、穀二氏之说，或可备一家之言为说经者之所撷取；若研史者，则应以史实为主，空说其义，于史何裨此《左氏传》所以得为古史之一也。
《春秋外传》之名，始见于《汉书 律历志》所引之“三统术”，“三统术”为刘歆所作，盖前汉所传之古说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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