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，通盟于上国，又数传为楚所灭，子孙窜处于江南，各保城邑，自为君长。而海阳侯以灭秦诛项功，分符汉室，五传侯绝。侯之子孙，皆以顾为姓，保氏族于江南。及吴丞相雍以功名显，累传以降，皆有功德文章，载在史册。至黄门侍郎野王，则以著述显于梁陈之际，所著书数百卷，而舆地志尤见重于世，至今学者犹宗师而俎豆之。由隋唐以迄两宋，子孙代有名人。而征君原九于宋端平元年，由临安避地梁溪，耕读于宛溪之上，子孙奉遗命，历元世皆隐居不仕。明成化中，征侍郎允敬，始官于朝。曾孙光禄丞大栋，当嘉靖间，好谈边徼利病，跃马游塞上，与大司马灵宝许公论善，撰次《九边图说》，梓行于世。子奉训大夫文耀，万历中，以光禄大官正奉使九边，还对，条奏甚悉，天子称善。文耀生郡诸生龙章，早卒。龙章生柔谦，九岁而孤，好读书，补邑弟子员，深慨科举之学，不足裨益当世，慨然欲举一朝之典故，讨论成书。年及强仕，而遘流寇之变，遂遁入山，焚笔瘗砚，率子祖禹躬耕于虞山之野。久之益穷困，愤懑无聊，得奇疾，将卒，呼小子命之曰：“吾家自两汉以来，称为吴中文献，先代所著述，小子可考而知也。士君子遭时不幸，无可表见于世，亦惟有掇拾遗言，网罗旧典，发舒志意，昭示来兹耳。尝怪我《明一统志》，先达推为善本，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，类皆不详；于山川条列，又复割裂失伦，源流不备。夫以一代之全力，聚诸名臣为之讨论，而所存仅仅若此，何怪今之学者，语以封疆形势，惘惘莫知。一旦出而从政，举关河天险，委而去之，曾不若藩篱之限、门庭之阻哉？先光禄在世庙时，傍徨京邑，岌岌乎有肩背之虑，图论九边，以风示谋国者。先奉训当神庙中，四方无虞，以边备渐弛，伏戎可虑，先事而忧，卒中忌讳，仕不获振。先文学请缨有志，揽辔无年。及余之身，而四海陆沈，九州腾沸，仅获保首领，具衣冠，以从祖父于地下耳。嗟乎！园陵宫阙，城郭山河，俨然在望，而十五国之幅员，三百年之图籍，泯焉沦没，文献莫征，能无悼叹乎？予死，汝其志之矣！”小子匍伏呜咽而对曰：“小子虽不敏，敢放弃今日之所闻？”卒一年，而祖禹以疾废。又三年，疾愈。不揣愚陋，思欲远追《禹贡》《职方》之纪，近考春秋历代之文，旁及裨官野乘之说，参订百家之志，续成昭代之书，垂之后世，俾览者有所考镜。而贫贱忧戚，杂乱其中。上之，不能涉江逾河，登五岳，浮沅湘，探禹穴，穷天下之形势；次之，不能访求故老，参稽博识，因以尽知天下险易厄塞之处；下之，不能备图志，列史乘，不出户而周知山川城郭里道之详。惟是守残抱缺，寤叹穷庐，吮笔含毫，消磨岁月，庶几无负先人提命之意。若以语于著作之林，余小子夫何敢？
总叙二
客谓顾子曰：“子所著《方舆纪要》一书，集百代之成言，考诸家之绪论，穷年累月，不休。至于舟车所经，亦必览城郭，按山川，稽里道，问关津，以及商旅之子，征戍之夫，或与从容谈论，考核异同。子于是书，可谓好之勤，思之笃矣。后有起者，考求险要，辩别攻守，远而周知天下之故，近而都邑之间，非子之书，何所适从焉？”余曰：“否否不然。古人有言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明于匠石之任者，或昧于雕镂之细。予也未尝溯江河，登恒岱，南穷岭海，北上燕冀。间有涉历，或拘于往返之程，或困于羁旅之次。不获放旷优游，博观广询，间尝按之图画，索之典籍，亦举一而废百耳。又或了了于胸中，而身至其地，反若焉。所谓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又异辞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余之书其足据乎？且孙子有言：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，不能行军，不用乡导者，不能得地利。夫论兵之妙，莫如孙子；而论地利之妙，亦莫如孙子。使信余之书，而不取信于乡导，譬之掩耳而求闻，闭目而求见，所误必多矣。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？函关、剑阁，天下之险也。秦人用函关，却六国而有余。迨其末也，拒群盗而不足。诸葛武侯出剑阁，震秦陇，规三辅。刘禅有剑阁，而成都不能保也。故金城汤池，不得其人以守之，曾不及培之丘、泛滥之水；得其人，即枯木朽株，皆可以为敌难。是故九折之阪、羊肠之径，不在邛崃之道、太行之山；无景之溪、千寻之壑，不在岷江之峡、洞庭之津。及肩之墙，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；渐车之浍，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。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、名城大都，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，乌足与言地利哉？善乎孙子之言曰：我不欲战，虽画地而守之，敌不能与我战；我欲战，敌虽高垒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。然则变化无穷者，地利也。地利之微，图不能载，论不能详，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。所谓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者乎。故曰：方圆奇偶，千秋不易也。伏羲以之画八卦，大禹以之演九畴。伍两卒旅，千秋不易也。武侯以之列八阵，李靖以之变六花。城郭山川，千秋不易也。起于西北者，可以并东南，而起于东南者，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。故曰：不变之体，而为至变之用；一定之形，而为无定之准。阴阳无常位，寒暑无常时，险易无常处。知此义者，而后可与论方舆。使铢铢而度之，寸寸而比之，所失必多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