证。古淇水入河，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，而《经》明云，「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」，此又魏人作《经》之切证。又刘璋分巴郡置巴东、巴西郡，而《夷水》、《漾水经》文只称巴郡。蜀先主置汉嘉郡、涪陵郡，而《若水》、《延江水经》文不称汉嘉、涪陵。他如吴省沙羡县，而《经》仍称江夏、沙羡；吴置始安郡于始安，而仍称零陵、始安；盖以为敌国所改之制故外之：此又魏人作《经》不下逮晋代之证也。
至于《注》中之文出于郦氏后者，如《漾水》篇中之长松县，是为隋开皇十八年所置，已为赵氏拈出。今余覆校《夷水》篇之宜都县，是陈天嘉三年所置。（《蕲水》篇之齐昌郡，明称后齐，则戴氏所增改。）他若梁武新制之郡县，《注》中所载甚多，不第引吴均之语为不比也。此皆后人羼入。
古书言水，名称错出，源流参差，郦氏以互受通称说之，遂觉涣然冰释。此例实发之《禹贡》。《禹贡》：「江汉朝宗于海」，盖以二水并大，非一水所得专其名，故并称之。班孟坚识此例，故湖汉水、豫章水同流，而各言入江；西汉水、潜水同流，而各言入江；其它入河、入海之水，如此者尤多。《水经》淇、漳、圣、巨等水并言入海亦此例，皆郦氏所谓互受通称者也，前人引而不发，至郦氏始明言之，真所谓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者矣。
亦有班氏未言郦氏引伸之者。班氏谓恒水入滱，卫水入滹沱，以恒卫释《禹贡》，以滱、滹沱缀《职方》。郦氏谓恒即滱，卫即滹沱，今本缺滹沱篇，以滱水例之必有此说。互受通称，而后知《禹贡》纪恒卫不言滱、滹沱之故。近儒谓恒虽小，曾所致力，故载之，滱、滹沱虽大，无所见功，故略之。吾不知恒代陵谷之间，古昔有何泛滥；沽淀污下之地，今日方成泽国耶？知郦氏每树一义，上下千古矣。
顾亭林推朱《笺》为有明一部书，赵氏则多驳击，良由朱氏著书太多，未以全力赴之，故不免有得失。然征引秘文，自非胸罗九流者不能；且不轻改古书，在明人实为罕见。只如郦引《地理志》，并载王莽改名，其与今本《汉志》异者，赵氏必一一据改，安见今本《水经注》必误，今本《汉志》必不误也？
自朱氏校此书后，项骃复刻而掩为己有，又多删削，故其扑尘之功多隐。黄晟本因之，而朱氏原本遂微。王氏合校例云：「全载朱氏」，而遗漏甚多，想其所据为黄氏本，未见朱氏原本也。赵、戴亦似未见。
全氏之书，最为后出。王氏称慈溪林颐山斥为伪书。余按其书精华已多见赵书中，而其改订字句，则与赵十同八九。全为赵书作序，则采其说自在意中。惟戴所独见者，亦间有同之，则或王梓材之所为。然中有赵所不载者，虽未必一一皆当，自非沈酣此书者不能，谓尽属子虚亦太过。王氏合校本一概不录，殊为可惜。
全、戴、赵之相袭，人人疑之而未有定说。余今核之，赵氏校订字句，一一胪列原书，此非取诸他人，无容疑议。全、赵生前，本互相推挹，赵氏载全说，毫无假借，其有与近刻全书不同者，则有五校、七校之异。全书之从赵订，则概不着所出，未免掠美。此或出后人之校改，未必皆全氏之旧。
赵氏之袭戴者甚少，然亦间有一二。缘赵氏所订，皆着所出，其不着所出者，保非戴本，当是梁氏伯仲所为，卢抱经之言应不诬也。唯《经》《注》混淆之故，戴氏条例分明，确凿不易。赵氏所订，约略言之，终不了然。故段懋堂《经 楼集》力以校正《经》《注》之功归之戴氏。又见赵氏校定字句，皆有所本，亦不能无疑，特以问诸梁伯子。惜余所得《清白士集 元蜕稿》，未知其所答如何？或亦有难言之隐，竟不答之。
至于戴之袭赵，则昭然若揭。今观王氏合校本，虽百喙不能为之解者。若以赵氏所见之书戴氏皆能读之，冥符合契，情理宜然。然余谓事同道合，容有一二，岂有盈千累百，如出一口？余今所订，凡有赵氏所未检出者，何止数百事，皆故书雅记，初非僻典，何以戴氏亦未能订之耶？且有赵氏未检原书，以臆定而误者，戴氏亦即贸然从之，此又何说？
戴氏所订，但言近刻之讹，亦未尝以其所订者一一称为《大典》本，而其进呈序文则谓皆《大典》本，此则欺世之甚。观孔继涵所为《戴氏遗书序》言东原之治《水经》也，始于乾隆乙酉夏，越八年壬辰刊于浙东，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京师，与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又得《永乐大典》内之本，而以平日所得详加订正云云，则孔氏所刊，乃是戴氏重订次序之本（《水经注》篇目戴复位），即浙东所刊未全之底本。其时戴氏未见《大典》本，何以其所订一一与官本相同？则知戴氏得见赵本，以其书未刻，略为改订，冒为己作，而又尽删赵氏识语，以泯其迹。厥后得见《大典》本，遂居为奇货，此其不可问者。
若谓《大典》本是宋刊善本，故多与赵订相同，此亦不然。此书宋本，明代谢耳伯见之，孙潜见之，国朝钱遵王藏之，乾隆间沈大成亦见之，若果有与赵氏所订同者，何以谢耳伯、孙潜等所校之字不过百一，而亦未与《大典》本同？尤可证者，曹石仓藏书最富，所撰《名胜志》几以《水经注》全部汇入，其所订为赵氏所不收者尚千数百字，而其沿误与朱本同者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