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带，发现汉代建筑遗址。墙基夯土，宽四 五米，深一 二米，层厚六至九厘米。夯墙建筑在夯土基，中央部分宽一 八米。石子路宽O 九十。石柱础等物，皆弃置于洼地。探出整个范围，每边墙长二七三米，共有九处，皆有共同之点。出上有云纹瓦当，“延年益寿”、“上林”、“千秋万岁”、朱雀，玄武画瓦。又出土育‘官工节砀周君长刻石。”（见一九五七年《考古通讯》六期：《西安西部发现汉代建筑遗址》。）此遗址余曾去勘查两次，石柱础侧面底面，多有朱书题字，不尽可辨。《汉书 地理志》，王莽改梁国砀县力“节砀”，与刻石正合，定为王莽九庙之遗址无疑。
南北郊
天郊，在长安城南。地郊，在长安城北。所属掌治坛墠郊宫岁时供张，以奉郊祀。武帝定郊祀之事，祀太乙于甘泉圜丘，取象天形，就阳位也；祀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，取象地形，就阴位也。至成帝徙泰畤后土于京师，始祀上帝于长安南郊，祀后土于长安北郊．
直按：《汉书 成帝纪》：“廷始二年春正月辛巳，上始郊祀长安南郊。诏曰：‘乃者徙泰畤，后土于南郊、北郊，朕亲饬躬，郊祀上帝’。”天郊在长安城南，地郊在长安城北，与颜师古注文并同。
社稷
汉初除秦社稷，立汉社稷。其后又立官社，配以夏禹，而不立官稷。至平帝元始三年，始立官稷于官社之后。后汉《祭祀志》云：《黄图》载元始仪甚悉，今本无，合入。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：帝天之义，莫大于承天，承天之序，（Page 125）莫重于郊祀。祭天于南就阳位，祠地于北就阴位。圜丘象天，方泽象地，圆方因体，南北从位，燔燎升气，瘗埋就类。牲欲茧栗，味尚清玄，器成匏勺，贵诚因质。天地神所统，故类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秩山川，班于群神，皇天后土，随王听在而事佑焉。甘泉太阳，河东少阳，咸失厥位，不合礼制。圣王之制，必上当天心，下合地意，中考人事。故曰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，回而求福，厥路不通。在易（原作“正月”，从毕本、孙本改）泰卦，乾坤合体，天地交通，万物聚出，其律太簇。天子亲郊天地，先祖配天，先妣配地。阴阳之别，以日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后土。君不省方而使有司、六宗，日月星山川海。星则北辰，川即河，山岱宗，三光众明，山阜百川众兖，泞汗皋泽，l<丰相属，各敷秩望相序。于是定郊祀．社长安南北郊，罢甘泉河东祀。
直按：本段文源出于《汉书，平帝纪》元姑三年臣瓒注。又《独断》卷上云；”天子杜稷土坛方广五丈，诸侯半之。”又按：原注载元始五年宰衡莽奏文，系《续汉书 祭祀志》刘昭注文所引。
观
汉博士刘熹《释名》曰：观，观也，于上观望也。
直按：刘熹当作刘熙，注文所引见《释名》卷五《释宫室》。
豫章观，武帝造，在昆明池中，亦曰昆明观。又一说曰：上林苑中有昆明池观，盖武帝所置。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“元帝被疾，远求方士。汉中送道士王仲都，诏问所能，对曰：能耐寒。乃以隆冬盛寒日，令袒载驷马于上林昆明池上，环以冰，而御驷者厚衣狐裘寒战，而仲都无变色，卧于池上，曛然自若。”即此也。
直按：《文选 西都赋》云：“集乎豫章之宇，临乎昆明之池。”李善注引《三辅黄图》云：“上林有豫章观。”《西京赋》云：“豫章珍馆，揭焉中峙。”又云：“相羊乎五柞之馆，旋憩干昆明之池，登豫章，简矰丝。”李善注“豫章，池中台也。”皆与本文相同。《述异记》卷下云：“汉武帝宝（当为元字之误）鼎二年，立豫樟宫于昆明池中，作豫樟水殿。”《水经注 渭水》引桓谭《新论》，与本文同。又《艺文类聚》卷五，《初学记》卷三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二十二、卷三十四、卷七百五十七，并同。又《博物志》卷五《辨方士》云：“王仲都当盛夏之月，十炉火炙之不疼，当隆冬之旷，裸之而不寒。桓君山以为性耐寒暑，君山以无仙道，好奇者为之。”
又按：西安高窑村上林苑遗址，出土铜鉴二十二件，有“上林豫章观铜鉴，初元三年造。”
飞廉观，在上林，武帝元封二年作。“飞廉神禽，能致风气者。”“身似鹿，头如雀，有角而蛇尾，文如豹，武帝命以铜铸置现上，因以为名。”班固《汉武故事》曰：“公孙卿言神人见于东莱山，欲见天子。上于是幸缑氏，登东莱，留数日，无所见，惟见大人迹。上怒公孙卿之无应，卿惧诛，乃因卫青白上云：仙人可见，而上往遽，以故不相值。今陛下可为观于缑氏，则神人可致。且仙人好楼居，不极高显，神终不降也。于是上于长安作飞廉观，高四十丈；于甘泉作益【校】今校补延寿观，亦如之。”后汉明帝，永平五年至长安，悉取飞廉并铜马，置之西门外，为平乐观。董卓悉销以为钱。
直按：《汉书 郊祀志》云：“公孙卿曰：……‘仙人好楼居。’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、桂馆，甘泉别作益寿、延寿馆。”本文则引作《汉武故事》。“飞廉神禽”二句则用《汉书 武帝纪》元封二年应劭注文，“身似鹿”六句，则用晋灼注文。又“后汉明帝，永平五年至长安”一段，亦采用应、晋二家之注文。《后汉书 董卓传》章怀注亦同。《秦汉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