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！仆早知共和为乌头，能生人亦能杀人，然不自量，妄倡此议，此固仆之自作孽，不能辄怪人也。虽然，使仆有毫发得罪川人，遭此诚如其量，即无罪而亦无功，自断亦当与众人同此忧患。毁家亡命，乱世之常，亦所甘处。但以左右所知，仆果有罪耶？抑止于无罪耶？抑尚有毫发之功耶？七月十五以后，仆所以委曲营护诸贤，规画独立者，事事皆君所亲见，语语皆君所亲闻。当时仆虽丛集下流邱山之谤，然视之蔑如。未尝敢因赵氏疑我，众人谤我之故，引嫌灰心，而听诸贤之沦丧，大局之破裂也。七月十五以后，足下日日见吾曾有一日展眉露快否？当九月初，端方释放诸人之电至，赵氏欲快意于诸人。外则大局阽危，无人可共计画。仆与左右共议脱出诸人，共商大计。而上则赵氏屡反屡复，忽释忽不释，忽全释忽欲扣留梓青、慕鲁。下则尚气之士，咸愤不欲与赵接，以为端既奏释，何必急急，而不知大局之危在眉睫。老辈如梓师、笃老、罗云五诸公，且疾闻革命之说，不敢辄露一字。当其头头不通之顷，仆与足下不知顿若干足，捶若干胸，费若干心血唇舌，熬若干夜。十月初六之夕，变端四起，仆与璧华至相向而哭，呜呼，此即仆当抄家杀头之罪状也！难作以后，数欲发愤出与诸贤质论是非，爱我者皆以政府不容人说话相警。冤白而身死，诚所快乐；冤既不白，仆身方有嵩狱之重，不敢自轻。腊月初乃间关出游，虽赖护我贤挟，而仆自恃无疚神明，故遂坦然而前。今日至宜昌，逢关不讥，遭险辄夷，此即天理所寓。
仆与左右仍可率性为善，无可深悔者。到南京，当于中央政府提起诉讼。可为仆之铁证者，政界则璧华、法和，绅界则足下委曲毕达；用之详于营护诸人之本末，明叔详于规画独立之原委。今举所欲提出于中央者，先证于足下，某事而然，某事而不然，均请逐条答复，寄交重庆向仙峤转寄仆便得。过渝未登岸，未见仙峤，此笺寄其转达，乃欲多一人知我心曲也。有人告仆，谓用之颇反复，在梓青前颇弄是非者，仆以用之营护蒲、罗之诚推之，彼于罗有芥蒂，尚能捐弃以救之。仆自问与用之始末无纤芥之嫌，宁忍下石于我？即有一、二参差之事，事为左右所知，固可恃左右以督反复者，使其不忍，亦不能反复也。欲证之事例左：
一、九月初十，赵氏因端方告示，欲快意于诸人，仆立奔告左右。既恐诸人设有不测，又鉴武汉之事，吾四川不可不自为计。而非诸人出，无可与商者。乃与足下秘计独立方法，而以救出诸人为独立之前提。于此时也，有天幸一事，盖赵氏始终疑忌我，赖端方劾我。彼既知我之冤，又以七月十三谏彼之言，不幸而验，故对我颇惭。而独预十五密谋之某君（左右所知），已又浸润于端方，故知我为可信。于是仆劝赵氏以己意释放诸人，恢复感情，共筹定乱。赵氏必欲绅士往请，以掩畏端之丑，于是左右往商周、曾诸老，又约至仆家，然后往见赵。赵又伸缩其辞，于是诸老愤怒。杨彦如又设种种狠滑之词，左右亦怒。仆以大计所在，数怒数抑。赵氏则忽欲放，忽不欲放，忽欲扣罗、邓，又忽欲扣罗。某夕召用之入督署，欲叩罗之思想，有野心否，用之不肯去。仆与电话哀求其必去，勿亏此一篑。次早用之乃去，为力辩罗、邓之无他。赵又以问仆，因为反言罗之倡始，特好名耳。名既得矣，大局烂至此，罗苟智者，方患作揖磕头而不肯出耳，以此激之，赵乃意沮。至于九月二十二日，已定释出矣。忽欲保结，周、曾诸老又不肯。方相持间，明叔适自渝归，亦愤赵不欲往见。仆告左右，明叔乃决好转圜之人，见端归而以其状报赵，赵之所乐，或可因此而解保结之困难也。乃左右劝明叔不肯去，仆又运动杨彦如往劝之。及明叔诺往见矣，仆又急使璧华讽赵以保结之无益。端方之将到，如不趁明叔转圜而自转圜，将不可转圜矣。赵氏信其子者也，仆向不与其子接。至是乃以利害讽其两子，又为设譬，假如再有万人上院，要求释放，尚能开枪否，两子亦惧，然后诸人二十五得全出。当放诸人时，司道皆至，仆以大计在后，不欲见诸人以塞赵疑，且不欲攘其美，故再三召而仆终不往。自初十与左右经营此事，凡十五日，左右日日数来吾家，又数数止宿，往往夜商至旦，说赵氏既苦矣，诸老先生胸不知有“独立”二字，但恃端已奏释，早迟当出，不欲乞怜于赵。颜伯琴尤从容自信，左右又不敢以叛逆灭门之说，露之诸老，惟敢与汉三、明叔私语，仆则独敢与家弟私语而已。故吾二人愈急，而赵氏及诸老愈缓。自初五至二十五中，仆自知心烂脑竭，亦知左右当心烂脑竭也。当时诸老未必不疑吾二人为多事，为妄急，然试思假使成都不独立，鄂军杀端方以后，事尚可问耶？仆亦知成都党人力甚微，人民独立智识亦浅。所为与左右皇皇者，盖巡陆两军，嫌怨已成。既不能调和，又无从运动，设难自兵起，则局外流血，将不可纪数。故不能不早为和平之解决，而非诸人者出，则无可担负。九月初十以前，皇皇救诸人，乃为交情。九月初十以后，皇皇救诸人，纯为独立。苦在既不能直达于赵氏，又不能稍露于诸贤，惟我与子，自煎自烛。以上云云，果如此否？
附注：七月十五，诸人被厄。十六早，仆即招用之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