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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-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-宋-杨仲良-第630页
。其余路并依此。』
六月乙亥，张商英拜相。
七月己未，张商英言：『当十钱自唐以来，为害甚明。行之于今，尤见窒碍。盖小平钱出门，有限有禁，故四方客旅、物货交易，得钱者必入中来盐钞，收买官告、度牒，而余钱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间，故官私内外，交相利养。自当十钱行，一夫负八十千，小车载四百千。钱既为轻赍之物，则告牒难售，盐钞非操虚钱，布得实价则难行[11]，重轻之势然也。今欲权于内库并密院、诸司借支，应干封桩金银物帛并盐铁等，下令以当十钱盗铸伪滥害法限年更不行用。今民间尽所有，于所在州军送纳，每十贯官支金银物帛四贯文。择其伪铸者，送近便改铸小平钱；存其如样者，俟纳钱足十贯，作三贯文，各拨还元借处，然后京城作旧钱禁施行，乃可议榷货通商钞法。』
此据《初草》七月二十二日张商英进呈《再论钱法之弊》，今全录。《初草》盖因商英家所供文字，今史院已不可寻矣。八月四日，商英又论『令下五十日而犹未大孚』，恐此奏不在十月二十二日，必在已前矣。须细考之。蔡絛《史补》：国朝铸钱，沿袭五代及南唐故事，岁铸之额日增。至庆历、元丰间为最盛。铜、铁钱岁无虑三百万贯。及元祐、绍圣而废弛，崇宁初，则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。鲁公秉政，思复旧额，以铜少，终不能得。考夫古人之训，子母相权之说，因作大钱，以一当十。至大观，上又为亲书钱文焉。盖昔者鼓冶，凡物料、工火之费，铸一钱独十，得息者一二，而赡官吏、运铜铁悉在外也。苟稍加工，则费一钱之用，始能成一钱。而当十钱者其重二钱，加以铸三钱之费，则制作极精妙，乃得大钱一，是十得息四矣。始亦通流，又以其精致，人爱重之。然利之所在，故多有盗铸。如东南盗铸，其私钱既锲薄，且制作粗恶，遂以猥多成弊。大观三年，鲁公既罢，朝议改为当二、当三，则折阅备焉。虽县官，亦不能铸矣，而大钱遂废。初议改当三也，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。在都金银铺未知之，不两月命下，时传为讪笑。
八月庚午，张商英言：『陛下奋发英断，慨然欲救钱轻物重之弊。一旦发德音，下明诏，捐弃帑藏数千万缗，钱宝改当十为当三。令下之日，中外欢呼，万口一舌。历考史策，自二帝、三王以来，未见如此之举也。然而奸邪之在内者，密唱其说曰：「不久必复旧，可畜以待也。」奸邪之在外者晓民以掠美曰：「当三则亏汝，当七则折中矣。」是以小民听而和之。令出五十日，而犹未大孚也。伏望陛下固志不移，使正议卒行，奸邪愧服，而渐消其凶悍不平之气。』
政和元年五月丁卯，降札子：『累据臣僚上言钱法之弊，内一项，其当十钱官铸例重三钱，私铸率皆锲薄沙蜡。既作当十钱行使，即有虚钱，几及两倍，遂致物价高。奸民冒禁，公私受弊，首尾十年。若不别行措置，显见盗铸不息，为害滋多。其官司见在当十钱宝，可自今来指挥到日，并作当三，依旧地分行使，以为定制。虽公私稍有折阅，行之既久，物价自平，岂不为利?』戊辰，手诏：『自我祖宗用十钱为两之制，法度一定，人心作孚，百五十年，天下蒙利。比者建议之臣不深计利病轻于变法，行之数年，钱益轻，物益重，公私受害，不可胜言。朕咨询群议，博采众言，皆愿改更，以平物价。今朝廷内外府库，无虑数千万缗。议者或谓折阅数多，有亏邦计。朕念为民父母，倘可以救弊，便安元元，府库之捐，又何爱焉?可自今应公私当十钱，并改作当三。』
六月乙未，臣寮上言略曰：『以一当其十，其为天下之害，中外汹汹，皆归罪于献议
之人。臣常考求其原，定自许天启倡之，而胡师文和之。陕西之铜未尝生发，天启妄以坑冶烹采之说取悦大臣，穿凿山谷，歛取器用，以资鼓铸。铜尚不纳，遂乞铸大钱当十行使，务盖前愆。重弊之害，自兹始矣。是时师文为发运使，乘时观望，冀幸进擢[12]。请以当二钱改当十钱，设官置监，盛于东南。数路骚然，不胜其困。重弊之害，自兹广矣。仰赖陛下睿智有临，灼见其弊，考察物理，参以人情，皆愿改更，平物价，于是断之无疑。十年之害，一举而革，此诚社稷之福、生灵之幸也。然而献言之人尚此偃然，未加宪典。师文官至朝议大夫，联事妄作[13]，谄奉权臣，驯致于此，皆古所谓民贼者也。今既罪状显著，众皆切齿，则其官职，岂容叨冒?』诏胡师文落集贤殿修撰、提举崇道观。
七月癸酉，诏：『昨更重弊作当三，与小平钱一等行使，更无区别。屡降诏旨，戒敕丁宁，务在安便民庶。通行悠久，尚虑中外臣寮不体府库折阅，邦计有亏，私相交易，买物支给当三，卖者须纳小平钱。怀奸害法，莫此为甚。日后有违，重行典宪。』
二年三月乙亥，太师蔡京赴阙。
五月己巳，朝请郎、知永嘉县虞防言：『朝廷昨行当十钱，最富国便民之良法也。所贵乎推行之得其人而已。前日异议之人，务快一时之私，上欺天听，改为当三，亦误国之一也。欲望特许兴复，以便上下。』诏虞防除名勒停，送循州编管。
校勘记
[1]盖是 原本『是』字作墨丁，据《长编拾补》卷二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