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按知云安军孙拱。拱与之互论，见系推治，未见曲直，乃除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。至如轼之罪恶，因行制诰，公肆刺讥，以法论之[22]，指斥乘舆，罪在不赦，而况指斥宗庙乎?陛下试观轼、辙所为，稍失控御，则何所不至?』
于是大防、辙等奏曰：『庆基言轼所撰李之纯等六人诰辞文涉讥毁先帝，其间陆师闵告一道系范百禄词，非轼所撰。臣窃观先帝意，本欲富国强兵，以鞭挞四裔，而一时群臣将顺大过，故事或失当。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，因民所欲，随事救改，盖事理然耳。昔汉武帝好用兵，重敛伤民，昭帝在位，博采众议，多行寝罢；明帝尚察，屡兴惨狱，章帝改之以宽厚，故当时天下悦服，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。至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，弛逋欠以厚民财；仁宗即位，罢修宫观，以息民力，凡此皆因时施宜，以补助先朝阙政，亦未闻当时士大夫以毁谤先朝为词。
非惟中伤士人，兼欲摇动朝廷，意极不善。若不禁止，久远不便。』苏辙奏曰：『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惠卿观之，其言及先帝者，有曰：「始以帝尧之仁，姑试伯鲧；终然孔子之圣，不信宰予。」兄轼亦岂是讥毁先帝者耶？臣闻先帝末年，亦自深悔已行之事，但未暇改耳。元祐初改正，追述先帝美意而已。』太皇太后曰：『先帝追悔往事，至于泪下。当时大臣数人，其间极有不善，不肯谏上。』吕大防曰：『闻永乐败后，先帝尝曰：两府大臣，略无一人能相劝谏！
然则一时过举，非出先帝本意明矣。』太皇太后曰：『此事皇帝宜深知[23]。』大防曰：『皇帝圣明，必能照察此事。』于是得旨：敦逸、庆基并与知军差遣。
丙申，左朝请郎、新京河北路转运判官董敦逸知临江军，左朝请郎、新福建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知南康军。敦逸、庆基既有旨与知军差遣，而御史中丞李之纯、侍御史杨畏、监察御史来之邵亦言：『二人诬陷忠良，朝廷容贷，止令出使，臣恐后人观望，得任私意，敢肆狂诬。』故遽责之。黄庆基、董敦逸既责，苏轼以札子自辨曰：『臣自少年从仕以来，以刚褊疾恶，尽言孤立，为累朝人主所知，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，其来久矣。自熙宁、元丰间为李定、舒亶辈所谗，及元祐以来，光庭、挺之、贾易之流，皆以诽谤之罪诬臣，其间于义，不可不辨。
臣先任中书舍人日，适值朝廷窜逐数人，所行告词，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，非臣私意所敢增损。内吕惠卿自前执政授散官安置，诛罚至重，当时蒙朝旨，节录台谏所言惠卿罪恶降下。既是词头所有，则臣安敢减落?然臣子之意，以为事涉先朝，不无所忌，故特于告词内分别解说，令天下晓然知是惠卿之奸，为先朝盛德之累。至于窜逐之意，则已见于先朝，其略曰：「先皇帝求贤若不及，从善如转圜。始以帝尧之仁，姑试伯鲧；终然孔子之圣，不信宰予。
发其宿奸，谪之辅郡，尚疑改过，稍畀重权。复陈罔上之言，继有砀山之贬，反覆教戒，恶心不悛，躁轻矫诬，德音犹在。」臣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，而不害尧之仁；宰予为孔子高弟，而不害孔子之圣，又况再加贬黜，深恶其人，皆先朝本意。则臣区区之忠，盖自谓无负矣。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指斥，不亦矫诬之甚乎?其余所言李之纯、苏颂、刘谊、唐义问等诰词，皆是庆基文致附会，以成臣罪。只如其间有「劳来安集」四字，便云是厉王之乱，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，则天下之人，便不敢开口动笔矣!
孔子作《孝经》曰：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」此幽王之诗也，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乎?此风始于朱光庭，盛于赵挺之，而极于贾易，今庆基复宗师之。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，非独为臣而言也云云。』太皇太后令辙谕曰：『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摭，且须省事。』轼乃具札子称谢曰：『天慈深厚，如训子孙；委曲保全，如爱支体。感恩之涕，不觉自零。伏念臣才短数奇，性疏少虑，半生犯患，垂老困谗。非二圣之深知，虽百死而何赎?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，负气不屈，是以遭路粹之冤；
西晋嵇康才多识寡，好善不忘，是以遇锺会之祸。当时为之扼腕，千古为之流涕。臣本无二子之长，而兼有古人之短，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，至仁而照之以明，察消长之往来，辨利害于疑似，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，岂复有今日哉?谨当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坠，便须刻骨，岂独书绅?庶全蝼蚁之躬，以报邱山之德。』
六月甲寅，礼部尚书苏轼乞知越州，诏不允。壬申，礼部尚书、端明殿、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、左朝奉郎苏轼知定州。
按：轼奏议，八月十九日，犹以端明殿侍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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