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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-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-宋-杨仲良-第535页
夫朱光庭言东北久旱，河役动众，恐妨农事，故降是诏。焘奏：『臣访闻东西旱气阔远，窃虑河事大役，人情劳怨。调众妨农时，其招灾害之由，疑亦因此。望圣慈详酌，权令住修河，候秋熟日取旨。』光庭奏曰：『昨议修闭大河北流，天下之人皆谓北流就下，而未可强使之东，俟一二岁，观其水势所向，果有太过之势，因而导之，岂不易哉?朝廷审以为是，遂权罢闭北流。而水官元主议者殊不决所欲，盖所欲本在于侥幸朝廷美官。若一切罢去，则遂无事矣，故犹为減水河之策，意在我之前议未为过失，而又得依旧广占官吏，事权在手，以从私意。今修河一事，只因用李伟一小人，且減水河开与不开，殊无利害，若只留堤口，涨水大则势须自过，何须更役人开浚哉?臣愚欲望朝廷罢李伟小人职事，悉減修河司官，放罢见役开減水河兵夫，只委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并州县官吏，将见修护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面循理施行。如此，则兴事不妄，人情妥安，上天之应，必降膏泽。』初，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府，闻朝廷复议修河，上疏曰：『臣前此在政府，见欲回复大河者。』又曰：『河势方东，恐变改不定，时不可失。臣以前车之戒，是以深畏其言，故尝屡有奏陈。蒙陛下专遣范百禄、赵君锡相度，归陈回河之害甚明。寻蒙宸断，宣谕大臣，令速罢修河。三两月来，却闻孙村有溢岸水自然东行。议者以为可因水势，以成大利，朝廷遂舍向来范百禄、赵君锡议，而复兴回河之役。臣观今举动次第，是用时不可失之说，而欲竭力必成。臣更不敢以难成及三五年间必有溢决为虑，只且以河水东流之后，增添两岸堤防铺分，大段数多；逐年防守之费，所加数倍，则财用之耗蠢与生民之劳扰，无有已时。更望圣慈特降睿旨，再下有司，预约回河之后逐年两岸埽铺防捍工费，比之今日，所增几何，及逐年钱物于甚处出办，则利害灼然可见。』疏奏，主河议者不悦，遂寝而不行。后十余日，太皇太后宣谕曰：『前日范纯仁奏何在?』宰臣奏曰：『事体难从，已凿收矣[12]。』太皇太后曰：『纯仁之言有理，宜从其请。』遂又罢河役。先是，河上所科夫役，许输钱免夫，县令上下，皆以为便，纯仁独忧，曰：『民力自此愈困矣!』或曰：『每岁差夫一下费万钱，今已七千免一丁，又免百姓往回奔走与执役之劳，岂不便乎?』纯仁曰：『每岁差夫虽曰万钱，然携以随身者不过三千文，得一丁就食于官，是民间未尝有所费也。今免夫所出七千，尽归于官矣。民又俨然坐食于家，盖力者身之所出，钱者非民所有。今取其所无，民安得不病?此一事富民不亲执役者以为便，穷民有力而无钱者，非所便也。又况差夫必计其的确合用之数，纵使所差倍其所役，民不甚劳苦。今若出钱以免夫，虽三分之夫工，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钱，其弊无由致察。又从来差夫不及五百里外。今免夫钱无远不届，若遇掊克之吏，则为民之害，无甚于此。』
三月丁卯，都水使者吴安持言：『大河新水向生，请鸠工预治所急。』戊辰，侍御史孙升言[13]：『臣伏见李伟、吴安持自去岁兴回河之议，二人相与诬罔朝廷，而安持诡谲多奸，既已诳惑大臣，不肯同任其责，万一侥幸其成，则欲享其利；败事，则将来归之建议者。遂令李伟于去年八月独奏陈大河要切利害。』又云：『窃观今日两岸增进马头、锯牙，其沙河直堤水口自已通快，显有全回之势，惟与都水使者吴安持晓夕讲究，见得上件利害灼然[14]，安持遣官暂赴尚书省禀议：「伏望圣慈早赐宸断，即乞复置修河司，其官属诸般事件，并依昨来已降例施行，所贵司存既正，凡百悉有条理，可以乘时建立大事。」李伟、吴安持协比为此奸言，朝廷遂以为信，并依所奏施行。今日考其奏请之言，无一验者，而枉费财用、民力已不可胜数，远近为之骚然。上赖宗庙社稷之灵，圣聪睿断之果，昭察奸言，一切放罢。不然，患害有不可言者。吴安持、李伟利口轻儇，欺罔奏陈，传播中外，奸言显露，罪恶难掩。伏乞早赐指挥罢斥，以协天下公议。仍乞罢修河司，候有定议，别听指挥。』
九月丁亥，宣德郎孙迥知北外都水丞[15]、提举北流，右宣德郎李伟权发遣北外都水丞、提举东流，同共提举北京黄河北外，仍那移两河人兵物料。
是月九日，御史中丞苏辙言：『臣伏见大河北流，经今十年，已成河道。每年夏秋之溢，孙村地形低下，涨水东出，因此张问等辈欺罔朝廷，为回河之议，自是北京生灵怀鱼鳖之忧，日夜为迁徙之计。监司、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，朝廷亦知其难矣。其去岁八月，宣德郎李伟辄敢献言，欲闭塞北流，回复大河，力排众议。万一私觊功赏，朝廷为之置修河司，调发民夫，剗刷役兵，差文武官吏收买梢茭，百费并举，河北、京东西路公私为之骚动。万口一词，知其无成。上赖陛下圣明，照知利害，然犹未能尽罢其役，始令开減水河，次因旱灾，令权罢修河，放散夫役，然修河司依前不罢，李伟仍提举东流故道。复因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，寻奉四月五日圣旨，李伟差遣，候过涨水检举取旨。今涨水已退，而伟终不罢。据今月三日圣旨，止是依吴安持等所请，候霜降水落，从北外丞司相度，将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