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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-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-宋-杨仲良-第502页
部、国子监，乞取索看详。一、黄河软堰之事，亦是陛下已降之命，亦因众臣共为之议，得旨而后行。寻以苏辙见拒而罢。见有文案在尚书省工部、都水监，乞取索看详。臣闻人君者，制命者也；人臣者，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。命令重则君尊，命令轻则臣强。今陛下已行之命，而轼、辙违而拒之。辙之拒命，中外闻之，已惊骇矣；轼之拒命，不惟中外知之，四裔亦知之矣。异日寇贼生心，边防误事，臣未及议。窃惟苏颂、范百禄以稽留制书及除授不当等事，朝廷亦已施行，若轼与辙，岂惟敛恩作福，朋党不公，而又拒违君命，语其情犯，又非颂与百禄之比。释而不治，命令轻矣!欲乞检臣前奏，并详今来所陈事理，断自宸衷，指挥施行。』
编类幸疏系八年三月二十日时奏此。今因苏辙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时，系之三月末，则敦逸此奏，却不先见于二十日，故亦系以三月末。苏辙辨奏后敦逸初十日所奏，独检讨未得，但得庆基所奏耳。
四月乙亥，门下侍郎苏辙奏：『朝廷用人自有资格，岂可为臣一人忝预执政，遂使川峡四路士人皆裁抑，令不得依本资差注?敦逸又言冯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显，且敦逸言臣非一，并未蒙降出。欲乞早赐行下，令三省覆实其事。若臣稍涉私邪，乞正国法；若所言无实，亦乞辨明，免臣暖昧之谗。』
五月辛卯，监察御史董敦逸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，黄庆基罢为福建路转运判官，坐言尚书右丞苏辙、礼部尚书苏轼不当也。壬辰，三省进呈敦逸四状言苏辙、黄庆基，三状言苏轼。吕大防奏曰：『敦逸言辙事，三省同签文字，皆以为非辙之罪。庆基言轼知颍州日违法置簿，拘收赏钱，不依条例，妄行赏用，及失人丁真配罪，见系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干系官吏，轼已移扬州，又入为兵部尚书矣，乃敢越蓦申陈，致朝廷徇其所请，将监司按发公事指挥不得取勘，致令迁延该赦。考轼之意，将欲姑息小人，盖庇旧吏，以沮坏法令而已。轼前知杭州日，有百姓颜盖，以受纳官不肯领绢，率众人论诉，非有大过也。轼不遵法令，判令刺配，虽尝自劾，蒙朝廷放罪，轼为人臣，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，原其不遵法令之意，盖有轻蔑朝廷之心，其不忠之罪大矣。轼自进用以来，援引党与，分布权要，附丽者力与荐扬，违迕者公行排斥。昨荐王巩，既除宗正寺丞；近荐林豫，自东排岸，不问资叙，遂差知通利军。前者除张耒为著作郎，近者除晁补之为著作佐郎。轼力为援引，遂至于此。如秦观，亦轼之门人也，素号猥薄，昨除秘书正字，既用言者罢矣，犹不失为校对黄本书籍，是以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，唯知轼而不知有朝廷也。近者高丽人使乞赐书籍，此乃祖宗朝故事，且屡尝赐书与之矣。轼乃拒违诏旨，极言不可。及都省批送礼部，令吏人上簿，固非重责也。轼乃盖庇吏人，力陈强辨，期必胜而后止。轼在先朝，恣为歌诗谤讪朝政[20]，有司推治，实迹具存，众皆以为罪在必死，独先帝怜之，止从轻典，送黄州安置。轼不能感戴厚恩，而乃内怀怨望二圣。陛下临政之初，以轼为中书舍人，遂因制诰，公然指斥先帝时事，略无忌惮，将欲刺讥先帝，以摅平昔之愤尔。轼行李之纯除河北都转运使诰云：「乃者役钱贷息之弊，民兵马政之劳，萃于北方，而天下不靖，河溢为灾，老幼奔走，流离道路，十年于此矣。呜呼!其孰能为朕劳来安集之?」故见于《鸿雁》之诗，是以先帝方何代乎?乃以厉王之乱相拟也!轼行苏颂除刑部尚书诰云：「乃者法病于烦，官失其守，盗贼多起，狱市纷然。」惟汉武时暴征远戍，于是盗贼竞起，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，此乃可谓「纷扰」。为此言，是以先帝方何代乎?乃以武帝之暴相拟也!轼行刘谊和韶州诰云[21]：「尔昔为使者，亲见民病，尽言而不讳，厄穷而不悯，安知有今日之报乎?」夫刘谊得罪于先帝，自以职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，当公论之，而乃张皇上书，用此罢江西提举，安得有尽言乎？至于「安知有今日之报」，此语尤不忍闻。陛下奉承宗庙，当有显扬先帝之鸿业休德，岂欲报先帝得罪之人乎?轼行唐义问除河北运使诰云：「朕修赋役之法，黜聚敛之吏，去薄从忠，务以养民。」夫先帝立法，岂不欲养民耶?先帝用人，岂不欲去薄从忠耶?今以为务以养民，是指先帝之不能养民也。今以为黜聚敛之吏，是指先帝用聚敛之吏也。轼行贬吕惠卿诰云：「苟可蠹国以害民，率皆攘臂而称首。」夫先帝立法，乃欲与天下同利，岂有先帝之神圣英睿，冠绝百王如此，而乃从蠹国害民之谋乎?轼所行制诰皆在舍人院，陛下试取而观之，盖有声述不尽者。臣请以常人论之：对人之子骂人之父，犹且义不胜诛，况轼职代王言，而实诋先帝，按之以法，当如何哉?至如结记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，至其人上下论诉，进状者凡八年，方与断还。臣义激于中，不能自止。望赐英断，上以释先帝之谤议，次以正今日之典刑。』又言曰：『治天下必先于正朝廷，必先于破朋党。自非明足以察微，公足以兼听，睿足以独断者，未有不为奸邪所蔽也。臣近言礼部尚书苏轼，已历疏其所为矣。窃见门下侍郎苏辙怀邪徇私，援引党与，怙势曲法，务与其兄相为肘腋，以紊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