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[5]，群牧判官王诲《群牧司编敕》十二卷，行之。十二月己卯，诏：『原、渭州、德顺军自今三年买马三万匹。买马官以十分为率，买及六分七釐转一官，余三分三釐均三等，每增一等，更减磨勘一年。岁给三司及成都府、梓州、利州三路绸绢共十万，与陕西卖監钱相兼偿马价。』初，三州军买马，三年共万七千一百匹，而群牧判官王诲言：『嘉祐六年以前，秦州上京券马，岁不下万四五千匹。嘉祐七年，置买马司于原、渭、德顺三州军，皆选良马，售以高价，于是券马法坏，类多死损，枉费钱帛。
』故有是诏。
四年十月庚午，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言：『相度到诸班直诸军牧马，乞不下槽牧放，许民出租，请佃牧地，及合立条约等利害。』诏：『马自来年更不下槽牧放。其五个月合支草料，令三司速计置二内外班直诸军马，旧以夏初出牧，迄八月上槽。凡诸士之有马者，利其草粟之余与慊衣粮，举族护视之。及其出也，数马一圉人。出而未至牧与自牧而归者，常数日草粟无所给。方其在牧[6]，昼絷之于棚，不得卧休，夕就野而牧，卒有震雷风雨[7]，不知所在，有得之数十百里之外。
雨潦霜露之不时，而感寒疾往往而斃者，十常三四，被病而归，死槽枥与纳换者不在数。圉人岁被榜罚者常以千数。又牧地多占良田，圉人侵扰闾里棚井，科率无宁岁，公私苦之，故命孝宽比较相度。及诏下，人以为便，计租人以补草粟，犹有羡云。其后上论牧事，王安石曰：『牧马每数千蕃息，辄复灾耗减。』吴充曰：『比以不下槽，故无耗。不然死者众矣。而论者以草地租不足以补上槽刍秣之费。』安石曰：『以草地给耕者，则所收谷，非但官租而已。
昔人用两石粟易一石粃，以养雁鹜，重食故也。今赋牧地与民耕，以广民食，则刍秣虽稍损于公家，不足惜。』充曰：『见租已可足刍秣九分之费，而未租之地尚多也。』
六年四月。先是，文彦博言：『议者多欲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，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。乞朝廷裁察。』既而蔡挺亦以牧地赋民为便，仍乞汰诸监不堪配军马，量留支填马铺廂军人员外，并发赴河北等州军估卖。迢元绛、吴审礼、蔡确详定以闻。五月甲辰，枢密使陈升之兼群牧制置使。八月，翰林学士曾布等言：『臣等今修成兼勇保甲及养马条三卷。』诏兵部行之。养马法，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，户一匹，有物力养马者户二匹，听以监牧见马给之，或官与其直，使自市，毋或强予。
府界无过二千匹，五路无过五千匹。除袭盗贼外，不得乘越三百里。在府界者，岁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，先给以钱；布在五路者，岁免折变缘纳钱。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，四等十户为一社，以待死病补偿者。保甲马，即马主独赏之；社户马，半使社人赏之，岁一阅其瘠肥。禁苛留者，凡十有四条。先自府界颁行焉。在五路者，委监司、经略司、州县更度。
十一月壬戌，上问养马利害。王安石曰：『今坊監以五百余贯乃养得一马，若令洮河蕃部养马，所费必不至如此之多，兼得好马，因地制宜焉。又蕃部以养马为业，极便利，所省钱计不少，而坊监地赋民，所收地利又不少。』上因论三代兵政以车马为急，安石曰：『今用车即不须用马，但以人挽车，省刍粮，无奔警，未必不胜用焉。譬如古用简册，今用纸，虽三代圣人复起，必不复用简册。恐以人挽车亦如此。』上曰：『车但有理即可行，三代以前，圣人但随时制法，故用马耳。
』
七年四月乙亥，废原武马监，淇水二监合为一。丙戌，王安石罢相，韩绛代之。十二月甲申，王安石议废监牧。
八年二月，王安石再入相。察访使曾孝宽言：『庆历八年，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、乡村第二等，每户养被甲马一匹，以备非时官买，乞检会施行。』户马法始于此。四月戊寅[8]，三省、枢密进呈比扑马数。枢密院欲存牧监，又欲留监牧马，准备军行负驮。中书比扑，岁用三万贯买监牧所生马，数足而岁可省官钱五十三万贯。地利在民，尚不计数。凡牧监岁牧马二百余匹，五色额马，尽堪配军，亦止二百余匹。而中擘画熙河买马，未及十个月，比旧已增九十余匹。
上令中书施行，而吴充固争，以为：『监牧不当废。若西北旅拒马不可买，中国如何得马?』上曰：『虽如此，牧马亦不济事。祖宗时，牧监但养大马。后来孳生，是非明白，无可疑。』充曰：『向日认定驴牛，中书便云骚扰。今中书却要临时买驴以供负驮，岂不骚扰?』安石曰：『无事时不问有无驴牛。须令五户或十户共认驴牛一头，不知此牛驴令谁作主?且无驴牛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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