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及昭宗时，尽杀朝之名士，或投之黄河，曰：「此辈清流，可投浊流。」而唐遂亡矣。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，莫如纣；能禁绝善人为朋，莫如汉献帝；能诛戮清流之朋，莫如唐昭宗，然皆乱亡其国。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，莫如舜之二十二人，舜亦不疑，而皆用之，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，而称为聪明之圣主，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。周武之世，举其国之三千人共为一朋，自古为朋之多且大，莫如周，然周用以兴者，善人虽多而不厌也。
夫兴亡治乱之迹，为人君者，可以鉴矣。』于是为党论者恶修，擅语其情状，至使内侍蓝元振上疏言：『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尹洙、余靖，前日蔡襄谓之四贤。斥去未几，复还京师。四贤得时，遂引蔡襄以为同列。以国爵禄为私惠，胶固朋党，苟以报谢当时歌詠之德。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，合五六人，门下党与，已无虑五六十人。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，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，则误朝迷国，谁敢有言?挟恨报仇，何施不可?九重至深，万几至重，何由察知?
』上终不之信也。
此一节恐在修进论前，更详之。
己亥，命右正言、知制诰欧阳修往河东议废麟州利害及晋州钱矾事。六月壬子[4]，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。始，范仲淹以忤吕夷简，放逐者数年。士大夫持二人曲直，交指为朋党。及陕西用兵，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，拔用护边。及夷简罢，召还，倚以为治。中外思望其功业，而仲淹亦感激眷遇，以天下为己任，遂与富弼日夜谋虑，兴致太平。然规模阔大，论者以为难行。及按察使多所举劾，人心不自安；任子恩薄，磨勘法密，侥幸者不便，于是谤毁浸盛，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。
然仲淹、弼守所议弗变。先是，石介奏记，于弼责以行伊、周之事。夏竦怨介斥己，又欲因是倾弼等，乃使女奴阴习介书，久之习成，遂改『伊周』曰『伊霍』，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。
飞语上闻。帝虽不信，而仲淹、弼恐惧，不敢自安于朝，皆请出按西北边，未许，适有边奏，仲淹固请行，乃使宣抚陕西、河东。正传谓仲淹更张无渐，规模阔大，论者以为不可行。此当时之论，小人谤仲淹及弼，故云尔。李清臣、蒲宗孟因而著之，未可信也。今略加删润，庶不失事实。正传但云：谤毁稍行，而朋党之论漫闻于上，会塞下有警，仲淹因与弼请行边，于是以仲淹宣抚陕西、河东。今据弼自叙云尔。西界会兵讨呆儿族，亦据弼奏议。国史及仲淹墓志、神道碑皆不明言也。
苏辙《龙州别志》云：范文正公笃于忠亮，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。早岁排吕申公，勇于立事，其徒因之矫励过真，公亦不喜也。自睦州还朝，出领西事，恐申公不为之地，无以成功，乃为书自咎，解仇而去。后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。申公既老居郑，相遇于途，文正身历中书，知事之难，有悔过之语，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。申公问：『何为亟去朝廷?』文正言：『欲经制西事耳。』申公曰：『经制西事，莫如在朝廷之便。』文公为之愕然。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，言二公晚年欣然相得，由此故也。
后生不知，皆咎欧阳公。予见张公言，乃信之。按：辙所言未必尽可据，如言『经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。』仲淹岂不知此?但当时自以谗谤可畏，不得不少避之，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。其出使，故知必不久安于朝，非缘夷简之言仲淹乃觉也。魏泰《东轩杂记》亦云，今并不取。
是月辛丑，右正言、知制诰欧阳修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按察使。八月甲午，枢密副使富弼为河北宣抚使。其实弼不自安于朝，欲出避谗谤也。十月，太子中允、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石介通判濮州。富弼等出使，谗谤益甚，人多指目介。介入不自安，遂求出也。十一月己巳，诏曰：『朕闻至治之世，元、凯共朝，不为朋党。君明臣良，垂荣亡极，何其德之盛也。朕昃食厉志，庶几治古。而承平之敝[5]，浇竞相蒙，人务交游，家为激讦，更相附离，以沽声誉。
至或阴招贿赂，阳托荐贤。又按察将命者恣为苛刻，构织罪端，奏鞫纵横，以重多辟。至于属文之人，类亡体要，诋斥前圣，放肆异言，以讪上为能，以行怪为美。自今委中书、御史采察以闻。』范仲淹上表，乞罢政事、知邠州，诏不许。
介去太学，《实录》不记其时，今据尹洙与田况书，云蔡、石相次补外，因附见十月未，更考也。 庆历五年正月乙酉，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、知邠州，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；枢密副使、右谏议大夫富弼为资政殿学士、京东西路安抚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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