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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-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-宋-杨仲良-第141页
《大乐图义》二卷。
四月丁巳，李照言：『奉诏制玉律以候气，请下潞州，求上党县羊头山秬黍，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。』从之。戊辰，命宰臣吕夷简、王曾都大管勾铸造大乐编钟，参知政事宋绶、蔡齐、盛度同都大管勾，集贤校理李照、勾当御药院郑守信专监铸造，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。始照既铸成编钟一簴，以奏御，遂建请改制大乐，取京县秬黍，累尺成律，铸钟审之，其声犹高。更用大府布帛尺为法，乃下太常四律。照自为律管之法，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，率一星占九秒，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，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，以为十二管定法。庚午，诏中外臣僚洎草泽之士，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，许所在荐闻，或自官司特较试之。侍御史刘夔言：『乐之大本与政化通，不当轻易其器。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，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，一切罢之。』帝善其言，亦不果从也。
五月丙寅[3]，李照上《九乳编钟图》。钟旧饰以旋虫，改为龙。并自创八音新器。又请别□【杰按：此处原书无字。】石为编磬。辛卯，命内侍挟乐工往淮阳军治磬石。照又言：『既改制金、石，则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亦当更制，以备献享。』乃铸铜为龠、合、升、斗四物，以兴铸铸钟。声量之率，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，合三倍于龠，升十二倍于合，斗十倍于升。既改造诸器，以定其法，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，更增六龠为合，十合为升，十升为斗，铭曰『乐斗』。及潞州上秬黍，照择大者纵累之，检考长短。尺成，与太府尺合，法愈坚定。
六月辛酉，左司谏姚仲孙言：『伏闻议者欲改制雅乐，俾协纯音，谓旧律太高，裁之就下。以高形下，人固知之，然或制之未得其精，损之不差其度，臣盖不知其得于何道而辄敢变更?闻其所为，率多诡异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，范中金以作钟。又欲以三辰、五灵、二十四孝为乐器之饰。臣虽愚昧，窃有所疑。自祖宗以来，考正大乐，荐之郊庙，垂八十年。洪惟先朝，备行盛礼，燔柴岱岳，瘗玉汾脽，振前王久坠之风，举历代难行之典。蒇事之际，斯乐具陈，固以格明神，昭景贶。先儒审议，曾靡间言。若一旦轻用新规，全黜旧制，臣窃以为不可。望特诏罢之，止用旧乐。』时帝既许李照制器，业以为之，且欲究其术之是非，故仲孙之章卒不下有司焉。先是，太常钟、磬每十六枚为一簴。而四清声相承不击。乙丑，李照言：『十二律声已备，余四清声乃郑、卫之乐，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，去四清钟，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矣。』冯元等驳之曰：『前圣制乐，取法非一，故有十三管之和，十九管之巢，三十六簧之竽，二十五弦之瑟，十三弦之筝，九弦、七弦之琴，十六枚之钟、磬，各自取义，宁有一之于律吕、专为十二之数也?且钟、磬八音之首，丝、竹以下，受而为均，故圣人尤所用心焉。春秋号乐，总言金奏，诗颂称美，实依磬声。此二器非可轻改。今照欲损为十二，不得其法于古，臣等以为不可。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，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，以附正声之次。原其四清之意，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。夫此五音，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徵为事，羽为物。不相凌谓之正，迭相凌谓之慢，百王所不易也。声重大者为尊，轻清者为卑。卑者不可加于尊，古今之所同也。故列声之尊卑者，事与物不与焉。则事为君治，物为君用，不能尊于君故也。惟君、臣、民三者，则事有上下之分，不得相越，故四清声之设，正为臣、民相避以为尊卑也。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，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，臣民相越，上下交戾，则凌犯之音作矣，此甚不可者也。其钟声十六，皆本周、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礼所载，欲损为十二，惟照独见。臣以为如旧制便。』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，且诏曰：『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，有司别议以闻。』辛未，御崇政殿，召辅臣观新乐（见《郊祀》）。
七月癸巳，复召辅臣观新乐于崇政殿，自是再观焉。庚子，侍御史曹修睦言：『李照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，而其费甚广。请付有司按劾之。』帝以照作钟、磬颇与众音相谐，但罢其增造，仍诏谕修睦。知杭州郑向言：『镇东节度推官阮逸颇通音律。』上其所撰《乐论》十二篇，并律管十三。诏令逸赴阙。先是，命翰林学士侍读兼龙图阁学士冯元、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聂冠卿、直史馆同知太常礼院宋祁同修乐书，上言：『县设建鼓，初不考击，又无三鼗。且旧用诸鼓，率多陋弊。』于是敕冯元等详典故。甲辰[4]，元等言：『建鼓四，今皆具而不击，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，以代建鼓。乾德四年，秘书监尹拙言：散鼓不详所置之由，且于古无文，去之便。时虽奏可，而散鼓于今仍在。又灵鼓、雷鼓、路鼓，虽击之，皆不成声，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。而雷鼗、灵鼗、路鼗阙而未制。今既修正雅乐，请申敕大匠改作诸鼓，使击考有声。及创为三鼗，如古之制，使先播之，以通三鼓。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。』奏可。时有上言以为：『雷鼓八面，前世用以迎神，不载考击之法。而大乐所制，以柱贯中，故击之无声，更令改造，山趺上出云以承鼓，刻龙以饰柱。面各一工击鼓，一工左执鼗以先引。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