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五刑，既无假贷，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。而用刑之际，多出圣衷，致使治狱之吏务求深刻，以趋求上意。深刻者多获功，平允者多获罪，或至以赃罪多寡为殿最。欲求取狱之平允，岂易得哉！近者特旨：杂犯死罪，免死充军，其余以次仿流徒律。又删定旧诸律条减宥有差。此渐见宽宥全活者众，而主上好生之仁，已蔼然布乎宇内矣。然法司之治狱，犹循旧弊，虽有宽宥之名，而无宽宥之实。所谓实者，在主上不在臣下也。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，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，必有王三宥然后刑之政，而后有囹圄空虚之效。唐太宗曰：‘鬻棺之家，欲岁之疫。非欲害于人，欲利于棺售故耳。’今法司核理一狱，必求深以成其考，今作何法使得平允？古之为士者，以登仕版为荣，以罢职不叙为辱。今之为士者，以混迹无闻为福，以受玷不录为幸，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，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。其始也，朝廷取天下之士，网罗捃摭，务无遗逸，有司催迫上道，如捕重囚。比至京师，而除官多以貌选，故所学或非其所闻，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学。洎乎居官，言动一跌于法，苟免诛戮，则必屯田、工役之科。所谓‘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’。率是为常，少不顾惜。然此亦岂人主乐为之事哉？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。窃见数年以来，诛杀亦可谓不细矣，而犯者日月相踵。岂下人之不惧哉？良由激浊扬清之不明，善恶贤愚之无别。议能之法既废，以致人不自厉，而为善者怠。若是，非用刑之烦者乎？汉之世，尝徙大族于山林矣，未闻实之以罪人也。今凤阳皇陵所在，龙兴之地，而率以罪人居之。以怨嗟愁苦之声，充斥园邑，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。贼人伪四大王突窜山谷，如狐如鼠，无窟可追，而乃劳重兵以讨之。彼即惊骇溃散，兼之深山大壑，人迹不能追踪之地，捕之数年，既无其方，乃归咎于新附户籍之细民而迁徙之。骚动四千里之地，鸡犬不得宁息。况新附之民，日前兵难，流于他所，朝廷许之复业而来归者；今乃就附籍者，取其数而尽迁之，是法不信于民也。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，田野辟而后赋税增。臣恐自兹之后，北郡户口，不复得增矣。凡此皆臣所谓太过，而足以召灾异者也。臣愿自今朝廷宜录大体，赦小过，明诏天下，备举八议之法，严深刻之吏，断狱平允者则超迁之，苛刻聚敛者则罢黜之，兆民自安，天变自消矣。昔者，周自文、武至于成、康，而后教化大行。汉自高帝至于文、景，而后号称富庶。文王、武王、高帝之才，非不能使教化行，以致富庶也，盖天下之治乱，气化之转移，人心之趋向，皆非一朝一夕之故。臣谓天下趋于治也，犹坚冰之将泮也。冰之坚，非太阳一日之光能消之也。阳气发生，土脉微动，然后能使之融释。圣人之治天下，亦犹是也。求治之道，莫先于正风俗。正风俗之道，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务。使守令知所务，莫先于使风宪知所重。使风宪知所重，莫先于朝廷知所尚。则必以簿书、期会、狱讼、钱谷之不报为可恕，而流俗失世败坏为不可不问，而后正风俗之道得矣。今之守令，以户口、钱粮、簿书、狱讼为急务，至于农桑、学校，王政之本，乃视为虚文，而置之不问。以农桑言之，方春，州县下一文帖，里甲申文状而已。守令未尝亲点视种莳次第旱涝预备之具也。以学校言之，廪膳生员，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。守令亦鲜有礼让之实，作其成器者。朝廷首重社学，守令徒具文案，备照刷而已。及宪司分部按临，亦但循习故常，未常差一人巡行点视。兴废之实，上下视为虚文如此，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，此守令未知所务之失也。风纪之司，所以代朝廷倡导风化，条举纲目，至于听讼谳狱，其一事耳。今专以讼狱为要务，以获赃多者为称职，以事绩少者为茸。一有不称，虽有忠臣、孝子、义夫、节妇，视为虚文末节，而不暇举。此风宪未知所重之失也。守令亲民之官，风宪亲临守令之官，未知所务如此，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。《王制》论乡秀士升于司徒，司徒升于太学，太学正升诸司马，司马辨论官材，论定然后官之，任官然后爵之，其考之详如此。今使天下郡县生员升于太学，或未数月，遽选入官者，间亦有之。世间奇才，罕有如颜回、耿、邓禹者，固未可拘于常法。开国以来，选举秀才不为不多，选任名位不为不重。自今数之，贤者能有几人乎？凡此皆臣所谓求治太速之过也。”书奏，逮问，瘐死狱中。
冬十月，上与侍臣论女宠、寺人、外戚、权臣、藩镇、四裔之祸，曰：“木必蠹而后风入之，体必虚而后病乘之。国家之事，亦由是矣。汉亡于外戚、阉寺，唐亡于藩镇、戎狄。然制之有道，贵贱有体，恩不掩义，女宠之祸何自而生！不牵私爱，苟犯政典，裁以至公，外戚之祸何由而作！阉寺职在使令，不假兵柄，则无寺人之祸。上下相维，大小相制，防壅蔽，谨威福，则无权臣之患。藩镇之设，本以卫民。财归有司，兵待符调，岂有跋扈之忧！至于御四裔，则修武备，谨边防，来则御之，去不穷追，岂有侵暴之虞！凡此数事，常欲著书，使后世子孙以时观省，亦社稷无穷之利也。”
十二月，谕中书省臣：“凡职官听选者，早与铨注，勿使资用乏绝，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。”十年春正月，工部承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