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而谤议悉归于陛下。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。纯仁与颢皆安石素厚，安石拔于庶僚之中，超处清要。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，不敢顾私恩废公议，极言其短。臣与安石南北异乡，取舍异道，臣接安石素疏，安石待臣素薄，徒以屡尝同僚之故，私心眷眷，不忍轻绝而显言之，因循以至今日，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，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。臣承乏两制，逮事三朝，于国家义则君臣，恩犹骨肉。睹安石专逞其狂愚，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，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，臣畏懦惜身，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。
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，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，安石虎狼之怒，上书对策，指陈其失，隳官获谴，无所顾虑，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。人情谁不贪富贵，恋俸禄，镇睹安石荧惑陛下，以佞为忠，以忠为佞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不胜愤懑，抗章极言，因自乞致仕，甘受丑诋，杜门家居。臣顾惜禄位，为妻子计，包羞忍耻，尚居方镇，此臣不如镇远矣。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，食其禄者必任其患，苟或不然，是为窃盗。臣虽无似，尝受教于君子，不忍以身为窃盗之行。
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，安石以为贤则贤，以为愚则愚，以为是则是，以为非则非，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，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。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，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，今日所言，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，伏望圣恩裁处其罪。若臣罪与范镇同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，若罪重于镇，或窜或诛，所不敢逃。”帝必欲用公，召知许州，令过阙上殿。方下诏，帝谓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曰：“朕召司马光，卿度光来否？”颢对曰：“陛下能用其言，光必来；不能用其言，光必不来。
”帝曰：“未论用其言，如光者尝在左右，人主自可无过。”公果辞召命，乞西京留司御史台，以修《资治通鉴》。后乞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凡四任，历十五年。帝取所修《资治通鉴》命经筵读之，所读将尽，而进未至，则诏促之。帝因与左丞蒲宗孟论人才，及温公，帝曰：“如司马光未论别事，只辞枢密一节，朕自即位以来，惟见此一人。”帝之眷礼于公不衰如此。特公以新法不罢，义不可起。元丰官制成，帝曰：“御史大夫非用司马光不可。”蔡确进曰：“国是方定，愿少俟之。
”至元丰七年秋，《资治通鉴》书成进御，时拜公资政殿学士，赐带如二府品数者；修书官皆迁秩，召范祖禹及公子康为馆职。时帝初感微疾，既安，语宰辅曰：“来春建储，以司马光、吕公著为师保。”帝意以谓非二公不可托圣子也。至来春三月，未及建储而帝升遐。神宗知公之深如此。当熙宁初荆公建新法之议，帝惑之。至元丰初，圣心感悟，退荆公不用者七年，欲用公为御史大夫、为东宫师保，盖将倚以为相也。呜呼！天下不幸，帝末及用公而崩，此后世所以有朋党之祸也。
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，每出，前驱不过三节。后官宫祠，乘马或不张盖，自持扇障日。程伊川谓曰：“公出无从骑，市人或不识，有未便者。”公曰：“某惟求人不识尔。”王荆公辞相位，居钟山，惟乘驴。或劝其令人肩舆，公正色曰：“自古王公虽不道，未尝敢以人代畜也。”呜呼！二公之贤多同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，惜哉！
司马温公闲居西洛，著书之余，记本朝事为多，曰《斋记》、曰《日记》、曰《记闻》者不一也，今亡矣。时与王介甫已绝，其记介甫则直书善恶不隐，曰：“王安石字介甫，抚州临川人。举进士，有名于时。庆历二年第五人登科，初签署扬州判官，后知鄞县。好读书，能强记，虽后进投艺及程试文有美者，读一过辄成诵在口，终身不忘。其属文动笔如飞，初若不措意，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。友爱诸弟，俸禄入家，数日辄无，为诸弟所费用，家道屡空，一不问。
议论高奇，能以辩博济其说，人莫能诎。始为小官，不汲汲于仕进。皇中，文潞公为宰相，荐安石及张环、曾公定、韩维四人恬退，乞朝廷不次进用，以激浇竞之风。有旨皆籍记其名。至和中，召试馆职，固辞不就；乃除群牧判官，又辞，不许，乃就职。少时恳求外补，得知常州，由是名重天下，士大夫恨不识其面。朝廷尝欲授以美官，惟患其不肯就也。自常州徙提点江南西路刑狱。嘉中，除馆职、三司度支判官，固辞，不许。未几，命修《起居注》，辞以新入，馆职中先进甚多，不当超处其右。
章十余上，有旨令阁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，安石不受；吏随而拜之，安石避之于厕。吏置敕于案而去，安石使人追而与之。朝廷卒不能夺。岁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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