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移是于布；布又窜逐，移是于京。三是皆发于卞谋，三臣同归乎误国。然则果国是乎？果卞是乎？若以卞是为是，则操心颇僻，赋性奸回，如邓绾者，不当逐也；若以卞是为是，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，如常立者，不当窜也。神考逐绾，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；哲宗窜立，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。两朝威断，天下皆以为至明；陛下光扬，亦以去卞为急务。埽除旧秽，允协人心，布泽日新，上合天意。乐于将顺，绅所闻，梦阙驰诚，名限疏远。彼元、元符之籍，虽渐绝弛，而人尚未见用；
应诏上书之罪，虽已释放，而士犹在沮辱。沮辱者不可复问，未用者当自退藏，其余虽在朝廷，或非言路，明哲之士，又务保身，纵有强聒之流，且无私史之隙。唯臣因论私史，祸隙至深，得存余命，全由独断。臣之所以报国者，敢不勉乎！兼臣年老病多，决知处世难久，与其赍志于没后，孰若取义于生前。义在杀身，志惟尊主，故臣所著《日录辩》，名之曰《四明尊尧集》云。”
●卷二十四晁说之以道，其姓名蚤列东坡先生荐贤中。崇宁初，又以应诏言事，编部党者，三十暑寒不赦。渊圣帝元年起入西掖，典制命，独以上辈旧学遇之，其初见帝之言，亦陈莹中《尊尧》之意也。曰：“臣窃以谓善观圣帝明君成天下之业者，不观其迹而观其志。恭惟神宗皇帝，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，孰不睹矣。其末年所以为天下后世虑者，未易为单见浅闻道也。神宗皇帝即位之初，却韩琦论新法之疏，至于再三。逮琦之薨，与两宫震悼，躬制神道碑，念之不已，每对臣僚，称琦为社稷之臣。
方即位初时，深欲相富弼，弼辞以疾，退居洛阳。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，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。神宗欣然开纳，赐以手札曰：‘义忠言亲，理正文直，苟非意在爱君，志存王室，何以臻此？敢不置之枕席，铭诸肺腑，终老是戒，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，则天灾不难弭，太平可立俟也。’尝因王安石有所建明，而却之曰：‘若如此，则富弼手疏称“老臣无处告诉，但仰屋窃叹”者，即当至矣。’弼之薨，神宗躬制祭文，有曰：‘言人所难，议定大策，谋施廊庙，泽被四方，他人莫得而预也。
’又其即位之初也，独以颍邸旧书赐司马光，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，而归洛阳，修《资治通鉴》，随其所进，命经筵读之，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，即诏趋之。熙宁中，初尚淄石砚，乃躬择其尤者赐光，其书成，赐带，乃如辅臣品数赐之。尝因蒲宗孟论人材，乃及光曰：‘未论别，只辞枢密一节，自朕即位来，唯见此一人。’在元丰末，灵武失利，神宗当宁恸哭，大臣不敢仰视。已而叹曰：‘谁为朕言有此者？’乃复自发言曰：‘唯吕公著数为朕言之，用兵不是好事。
’岂咎公著常争新法不便于熙宁初哉？元丰之末，将建太子，慎求宫僚，神宗宣谕辅弼，独得司马光、吕公著二人，于王安石、吕惠卿何有哉？至厌薄代言之臣，谓一时文章不足用，思复辞赋，章犹能为苏轼道上德音也。经筵蔡卞愈为恍惚荡漾之说，上意殊不在；逮赵彦若以经侍，则皆忠实纯朴之言也。上听之喜，因问曰：‘安得此说？’彦若对曰：‘先儒传注，臣得以发之。’上益喜。其在政事，因韩绛自请前日谬于敷奏之罪，乞旨改正。上欣然叹曰：‘卿不遂非甚好，若是王安石，则言害臣之道矣。
’元丰末，不得已创为户马之说，神宗俯首叹曰：‘朕于是乎愧于文彦博矣。’王等请宣德音，复曰：‘文彦博顷年争国马不胜，乃奏曰：陛下十年后必思臣言。’因奏曰：‘罢去祖宗马监，是王安石坚请行之者，本非陛下意也。’上复叹曰：‘安石相误，岂独此一事！’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行，变色自言曰：‘许大事，安石略不得预闻。’安石渐有畏惧上意，则作前后《元丰行》，以谄谀求保全也。先是，安石作《诗义序》，极于谄谀，上却之，令别撰，今所施行者是也。
神宗闻安石之贫，命中使甘师颜赐安石金五十两。安石好为诡激矫厉之行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，师颜因不敢受常例，回，具奏奏之，上谕御药院牒江宁府，于安石家取甘师颜常例。安石约吕惠卿，无令上知一帖，惠卿既与安石分党，乃以其帖上之；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安石，安石谕王韶，不必尽数以对，韶既叛安石，亦以安石言上之。不知自昔配飨大臣，尝有形迹如此之类乎？安石不学孔子《春秋》而配飨孔子，晚见薄于神宗而配飨神宗，无乃为国家政事之累乎？
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，无虑千人，远近闻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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