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尤祝公善以致远。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何不利之有！与其为桐之孤，召闹取怒，不如为龙之卧，宁神养气也。”然以考试慎选举之资格，以试验重大学之课业，矫厉学风，宏奖编译，虽以召闹取怒于昨昔，而卒创制显庸于方今。功何必自我成，士钊傥有以自慰于迟暮矣。刊有《甲寅存稿》、《续稿》。
九 余论
余著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，而表以十七人。其人有文人、学者、循吏、良相、名将，不一其人，而同归于好学深思；其事涉教育、政治、军谋、外交、欧化，不一其术，而莫非以辅世长民。时限以百年，而上下五千年之演变，缩映于此百年之内；人限于湖南，而纵横九万里之纷纭，导演于若而人之手。其人为天下士，为事亦天下事。傥读吾书而通其意，斯为政不厉民以自养，而论事不生心以害政。张皇湖南，而不为湖南，为天下；诵说先贤，而不为先贤，为今人。
呜呼！尼父不云乎：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贾生之著论过秦，而卒言之曰：“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今，参以人世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有时。”亦非以过秦人也，所以儆汉人也。昔太史公宏识孤怀，意有所郁结不得通，录秦汉，略迹三代，上纪轩辕，曰以“成一家之言”，而人当作《史记》读，心知其意之无其人，故曰“藏之名山”。余亦有别识心裁，寄意是书，略人之所详，扬人之所抑，以自明一家之学；
而人或作方志读，心知其意之期来者，亦只俟之其人。吾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以言方志，吾漏正多。而读太史公书作《史记》，徒见不该不备而已。太史公原始察终，以史之体为诸子；吾则欲取精用宏，通子之意于传记。
或有问于余曰：“王先谦与王闿运骈称二王，亦一时显学，成书数千卷，而著籍弟子且千人。吾子斐然有述，何遗此一老耶？”余应之曰：“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昔王益吾先生以博学通人督江苏学政，提倡古学，整饬士习，有贤声。余生也晚，未及望门墙；而吾诸舅诸父以及中外群从，多隶学籍为门生者。流风余韵，令我低徊。然文章方、姚，经学惠、戴，头没头出于当日风气，不过导扬皖吴之学，而非湘之所以为学也。余私家著书，不同官书，别识心裁。
太史公书自有孤怀，而不欲以苟徇声气。王闿运之人之学，老辈颇多绳弹，然有其独到以成湘学。益吾先生，博涉多通，不啻过之，而无独到。曩者吾乡丁仲祜先生尝为余言：“乡先辈治经，外行不入格。”余意殊不平，谓：“君之所谓外行不入格者，特以吾锡先辈治经，不合休宁、高邮辙迹耳。然不依傍人户，异军突起，自有独到。如高攀龙之理学，绳以朱子之道问学，固为外道；而揆之阳明之致良知，亦未遽为入格也。然不入格而可以开宗。学亦多术矣：有外行而不害为名家通人者，如吾锡高攀龙之理学，不程朱，不陆王。
顾栋高之治《春秋》，秦蕙田之于礼，非休宁、高邮，亦非苏州、常州。而顾祖禹之史学，不同当日之浙东，亦殊后来之嘉定，皆不害为博学通人也。有内行入格而只成曲学者，如俞樾诂经证子，毛举细故，自诩精识，以休宁、高邮张门户，其实以《经籍纂诂》一书作兔园册子而已。”仲祜无以难也。王闿运文章不为桐城，今文绎亦非当行，然能开风气以自名家。益吾先生，文章桐城，训祜休宁，无不内行入格。然不能名家。而在吾苏，则贤学政也。异日江苏通志名宦传，必有一席，岂借拙著一小册子以为重耶？
或又曰：“子江苏人也，暂被兵侨寄于此，而不惮烦而张皇湖南以成书耶？”余则应之曰：“余江苏人也，抑中国人也。江苏岂能外中国而独立？则吾何可限方隅以自囿？吾中国而有若胡文忠、曾文正、左文襄诸公，宁学圣贤而未至，不可违道以干誉；宁以一夫之不被泽为己疾，不以宠利居成功。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可以仪刑于百世，岂徒一方之豪杰也！吾此日在湘言湘，昨昔在苏言苏，亦尝为江苏教育厅撰写江苏学风，远溯顾炎武、陆世仪，近不遗徐寿、华衡芳，而归之实事求是，遗外声利，亦欲以景行前徽，匡饬时贤。
然而谈者徒称其博闻多识，罕会其苦心危言。语曰：‘买椟还珠’，非珠之罪也。余讲苏学，称顾炎武、陆世仪，而不称钱大昕、阮元。以博闻强识，而动众徒以謏闻也。余讲乡学，称高攀龙而不称顾宪成，以门户声气，而东林所由托始也。世之谈学风者，多举东林以为咨询，而余不置对。非不能对也，方明之衰，土大夫好议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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