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自有关系，而对北京内城警察，其关系为特深也。
卷五记其任光禄寺卿事云：“兄之任光禄卿也，甫上任，良酝署署正谢某，即以内务府索武英殿修书匠役供给肉斤稿呈画，兄不可。后谢某一再请，乃使驳之。盖武英殿久遭回禄，多年无修书事，更何匠役肉斤之有也。久之，文书不出，兄促之。一日早起，忽署正恩荣来见，衣服褴褛，人亦颓唐。见时，战栗不能自止，吃吃言曰：‘将军嘱行内务府之文，张大人云不用办。’余兄见状，笑曰：‘尔为人舞弄矣，谢某何不来？’曰：‘病矣。’兄曰：‘张燮君，余夙知之，诚笃君子也，何能有此言？
此不过满员多不学无术，相袭成风，故易受侮。
予非其人，鼎铛有耳，谢不闻耶。使汝来，无他，试余之虚实耳，祸则汝受之，事济，享之者谢某耳。’恩荣索索欲抖。问其谢署正每年分尔余润若干。曰二十金而已。笑遣之，嘱其明早同谢来见。次日，荣谢两司员同来，谢果称昨因患病未能来见，曾见张正卿，回行内务府文书事。张堂云：‘将军既嘱行内务府文，速行之，无不用行之语，或书手传言误也。’余兄笑曰：‘尔伎俩只此乎？我昨日固言之，尔故为尝试我也。若隐忍受之，则尔计得矣。我若不受，则委过恩荣，恩荣委过书手，引一乞丐杖而枷之，其事结矣。
我非可欺者也。’正驳诘，张燮君至，事乃大白。谢某面赤如火。余兄必欲参之，经大官署署正等缓颊，乃咨部记过焉。异日，该寺归并礼部，张君任礼部侍郎，独嘱谢某不得入署，即为此也。值祭先农坛，光禄寺走福俎礼，余兄以初执祀事，欲从下祭襄礼，此次仍由少卿行之。少卿德本，宗室且姻娅也，托病不行，要赠五十金始可行。余兄怒曰：‘德健堂固姻娅也，穷可助之，未可作贾人态，必须销假到坛。祖俎余自执之，毋庸其过问也。’乃自执福酒，张君执福胙，如礼。
事后馈德健堂三十金，曰：‘此为姻娅故也。’德亦赧颜受之。满员固有学识优长者，然贪得畏势志气懦弱之俦，往往为司员所侮，同寅所轻，即此类也。”写来情态宛然。此辈穷官龌龊，可鄙尤可怜耳。李宝嘉《官场现形记》，清末极为读者所欢迎，其内容详于外官，不惜加以逾量之描绘，对京曹情状，则多未知，若是者，尤非其所能写出也。燮君为张亨嘉字，时亦官光禄寺卿，与毓朗为本寺满汉正堂。署正之流，依《会典》不得与各部郎员主同称司员，惟习惯上亦或称之，对堂官而言也（所谓堂司）。
更有可笑者，如卷一记其任神机营委员事，时有“龟蛋阵”之笑柄。据云：“局中有一委员余仁，尝上书请编龟蛋阵。阅其书，乃使兵丁着绿衣，背负藤甲，手握木球，中实以灰，匍匐行至敌侧，立以灰眯其目，云可操胜算。书上，王大臣交营议之。余兄笑曰：‘曩见南苑有袁某献策，所筑成之炮台，缚炮于柱，台周划分若干度，用以射标固易，惟不复能俯仰。
近至火线内，则束手无策。试以余委员此策攻之，当无不胜矣。’众大笑。余仁市井之无赖，自称为天师高足弟子，时以贩鸦片漏税投营，袋中名片，或曰二品衔道员某，或曰四品衔知府某，实则一候选县丞耳。”如阅《官场现形记》所写南京候补道田小辫子向总督上军务条阵一节，妙在王大臣居然交议也。
书中文字上之舛误，颇不乏，如卷五谓自恭忠亲王“摄政”（奕曾加议政王之头衔，然不得称摄政），谓徐世昌以巡警部尚书“入枢府”（徐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即以署兵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，至九月授巡警部尚书），谓巡警部改为“内务部”（光绪三十二年修订官制，巡警部改为民政部，其时有内务府在，部固不能亦以内务名也。内务部之名词，至民国始见），卷六谓梁敦彦以“尚书”副毓朗赴厦门欢迎美舰（此光绪三十四年事，时梁氏犹为外务部侍郎，尚书则袁世凯，使还值两宫大丧，袁旋罢，梁始擢尚书。
又“率”梁云云，亦嫌失词，梁氏同受使命，非随员也）。卷七谓盛宣怀回“交通侍郎”任（交通应作邮传。邮传部之改为交通部，亦民国事），皆未遑致详。
杏轩偶录《杏轩偶录》，一册，不分卷，安陆卓从乾著。其《自跋》云：“余幼喜吟咏，脱稿辄弃，散佚者十之九。族孙少仪爱余诗，搜残拾坠，汇为《杏轩诗钞》八卷，屡促刊行，未果。阳新刘芸甫见余《杏轩偶录》一册，谓为昔贤《草堂笔记》之遗旨，亦屡促刊行，以志鸿雪。
余重违二子之意，因先以此付印云。安州卓从乾清渠甫识。”此书署第一册，惟未见第二册以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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