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桱止据焘所删润者书之，又于「好为」之下妄以己意添「俄而帝崩」四字，复以宋后母子托命之语系之，则遂骇人之听闻矣。母子托命之语，本为王继恩召德芳而发，出于癸丑帝崩之后，而桱以属之壬子，且删去召德芳之事，而独存此语，则是不知纪闻、野录两书之文本相抵牾，强合为一，其附会比焘之删润，抑又甚焉。近世保斋宋论复指桱所书者，以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，不过如此，则其不考又出桱下矣。
然则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？曰正史、实录载之，纪闻又出温公，事当不妄。焘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则过矣。德芳在当时年最少，育于宋后，或为宋后所钟爱，皆不可知。但事出于两人所记而不同者，当信其人，温公可信之人也。温公可信，则文莹可黜，召德芳之事有，则烛影之事无矣。或乃谓焘之删润，盖有意着太宗之恶，姑引野录以借口，而又自破其说以避祸，则亿度之太过，亦恐李焘复生，不肯自当尔。史称焘博极羣书，其为长编，专务广采博焉，不精殆有所不免也。
或曰太宗子孙继立，故人无敢言者。然南渡孝宗以后，其事当无所讳， （「其事皆无所讳」，「当」原作「常」，据明朱当□〈氵眄〉国朝典故本改。） 亦无一人言之者，何也？借曰高孝授受之懿， （「借曰高孝授受之懿」，「孝」原作「宗」，据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改。） 可以盖前人之愆，故其迹亦泯。然元史成于欧阳玄诸公，当时复何所讳？又无一语及之，盖必有定论矣，不然，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？
或曰太宗于太祖崩不踰年改元，宋后崩不成服，廷美、德昭不得其死，皆足以追证烛影之疑，是又不深考之故也。不踰年改元，五代常事。宋乃太祖第三后，长编谓其崩，太宗设次发哀，羣臣奉慰。以后初立，未尝降诏，故丧仪多所贬损，百官不成服，固当时礼官之过也。就使因召德芳而恶之，则其事亦在太祖崩后矣。廷美之死，赵普为之，太宗固有不得辞其责者。至于德昭之死，非出于幽囚躙逼之举。长编谓太宗育其子惟吉于禁中，日侍中食，凡八年，始出阁。
诏邸第供亿，悉与亲王埒，诸王子不得偕也。况德昭因他人行赏，一言之愤，不惜一死，乃忍其父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语哉？（「乃忍其父为人所戕而噤不出一语哉」，「父」原作「久」，据明朱当□〈氵眄〉国朝典故本改。）就使不踰年改元，宋后崩不成服，德昭之死皆出于太宗，则亦未可以其后来之不善，而遂逆探其有今将之心，加之以无名之罪也。胡一桂、杨维祯、梁寅之流，锐欲以篡弒加之，恐皆以不见李焘全书之故。正犹狱官不据人原发之案，而深文巧诋，钩致其罪，偶有刻吏见而喜之，又从而和之，此太宗之事所以不能自解于今日也。
或曰太祖既欲传帝，何不使太宗正太弟之名？考之九朝通略，谓唐天佑以后，建储之礼不复讲行，至太宗立真宗，方始讨论故事。又五代凡当次者，多领开封尹。故太宗、廷美相继为之，则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习，兼以年岁之未迈耳，是亦将有待焉，而遽自意其死乎？夫传疑，史法也，苟无疑可存，则亦何必摭拾小说，强为之辞，以滋后世无穷之惑，此焘、桱之罪也。或只引宋朝类要载陈抟对太祖火日之说，终有可疑。是不知抟于太宗初入朝，终身未尝见太祖，其说盖不攻而破矣。
夫千载不决之论，其可以悬断者，理与事耳。以事言之，不过如此，以理言之，凡古之篡弒者，多出于深雠急变，大不得已之谋、又必假手他人，然后如志，未有亲操刃，为万一侥幸之图于大内。观太祖于太宗，如灼艾分痛，与夫龙行虎步之语，始终无纤芥之隙，太宗何苦而为此？舍从容得位之乐，而自处于危亡立至之地，病狂丧心者所不肯为，凶残绝世者所不忍为，而谓太宗为之，断乎其不可信也。矧类要、野录皆托于佛老之徒之口，纵使有之，亦儒者所不道，而况于无乎？
予之所笃信者，温公纪闻之外，一无取焉耳。
诸司职掌：凡翰林官九年考满，（「凡翰林官九年考满」，原无「考」字，据明代史籍汇刊明蓝格抄本补。）称俱升二级。然自永乐以来，多止进一阶。正统间，谢琏先生以编修满，升侍讲，而尚约萧先生则继升侍读，编修升二级，自二公始。时谓尚约之力居多。其后，张益先生以修撰升侍读学士，则出于特恩。故往往援以为例，俱不允。至成化初，童大章、曹世泽以修撰考满，童升谕德，曹以荫叙升尚宝少卿，修撰升二级，则又自二人始。盖一时同僚之赞襄，李文达先生之主张也。
继此，考满刘召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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