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。
毗陵翟、颜二生素交厚，每相会，辄谈及国事。一日，颜书其所志以示翟，言颇不谨。既而自悔，急遣人追索，翟已执之为奇货矣。后颜登第，为京职，翟每从假贷，即应之弗吝。人以颜为仗义，而不知为其制也。一书记辛稼轩帅淮时，陈同甫往谒之，与谈天下事。稼轩酒酣，言“钱塘非帝王之居。断牛头之山，天下无援兵。决西湖之水，满城皆鱼鳖。”同甫夜料稼轩酒醒必悔，必杀己以灭口，乃逃去。月余，致书稼轩，假十万缗以济贫，稼轩如数与之。
古今人事，固有偶同者。然同甫平生自许甚重，其亦为此耶！
●卷十一
国初，各布政司府州县祭社稷风云雷雨山川等坛，以守御武官为初献，文官为亚终献。洪武十四年，定以文职长官行三献礼，武官不令与祭。礼官之议，大抵谓有司春祈秋报，为民祈福。文官职在事神治民，武官职掌兵戎，务专捍御。古之刑官不使与祭，而况兵又为刑之大者。武官不令与祭，所以严事神之道，而达幽明之交也。然当时但言社稷等神，而不及先圣，此固主春祈秋报之说，岂不以报本于先圣者不当以是拘抑，岂不以古者出师受成释奠，皆必于学，故略之耶？
宣德乙卯，各处军卫俱得设学，春秋二祭，皆武官主之，学官分献而已。使当时议礼者，兼先圣庙祭而言，则今日武官主祭，与礼制悖矣。此等事本出偶然，然亦若预为之地者，诚可异也。
琅邪郡名，韵书云“今沂州，一曰滁州。”当以沂州为是。齐是欲遵海而南，放于琅邪是也。滁州乃山名耳，韵书误矣。
家有《化书》一册，云宋齐邱撰。宋学士景濂《诸子辩》云：“《齐邱子》六卷，一名《化书》，世传为伪唐宋齐邱子嵩作，非也。作者终南山隐者谭峭景升，齐邱窃之者也。”后见一书有云：“景升因游三茅，道过金陵，见宋齐邱，出《化书》授之，曰：‘是书之化，化化无穷。愿子序而传之后世。’齐邱以酒饮景升，虐之盛醉，以革囊裹景升，缝之，投深渊中，夺此以为己书，作序传世。后有隐者渔渊，获革囊，剖而视之，一人ぴ睡囊中。渔者大呼，乃觉。
问其姓名，曰：‘我谭景升也。宋齐邱夺我《化书》，沈我于渊。今《化书》曾无行乎？’渔者答曰：‘《化书》行之久也。’景升曰：‘《化书》若行，不复人世矣。吾睡此囊中，得大休歇，烦君将若囊再缝，而复投斯渊，是亦愿望。’渔者如其言，再沈之。齐邱后为南唐相，不得其死。”宜哉！此记齐邱夺书颇详，而似涉怪诞。《化书》，《道藏》中亦有之，云真人谭景升撰。沈渊事若信有之，景升其所谓真人耶。
尝闻一医者云：“酒不宜冷饮。”颇忽之，谓其未知丹溪之论而云然耳。数年后，秋间病利，致此医治之，云：“公莫非多饮凉酒乎？”予实告以遵信丹溪之言，暑中常冷饮醇酒。医云：“丹溪知热酒之为害，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矣。”予因其言而思之，热酒固能伤肺，然行气和血之功居多；冷酒于肺无伤，而胃性恶寒，多饮之必致郁滞其气。而为亭饮，盖不冷不热，适其中和，斯无患害。古人有温酒、暖酒之名，有以也。
宋祥兴二年己卯，元主忽必烈灭宋，大兴彼教，任番僧拊迂等灭道教。十月二十日，尽焚道藏经书。是日，火焚其庙悯忠等寺一十三处，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三人，雷震死想埋等一十九人，及张伯淳、王磐等五人。北方奉彼教者，以非时雷震为惧，每年至是日，拜天谢过，出《岁时类纪》。此事若信有之，神异甚矣！但恐是道家者流附会之说。
今人以正、五、九月，新官不宜上任。俗吏信之，而见道明者固不忌也。或云：宋尚道教，正、五、九月禁屠宰，新官上任，祭告应祀神坛，必用宰杀，故忌之。今人多不知其原，遂有吉凶禁忌之疑。此说有理。然其事非始于宋，始于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诏天下每年正、五、九月，并不行刑，所在公私，宜断屠杀。意者宋因之而益严耳。详见《挥麈新录》。
古称肩舆、腰舆、板舆、笋舆、兜子，即今轿也。洪武、永乐间，大臣无乘轿者，观两京诸司仪门外各有上马台可知矣。或云乘轿始于宣德间，成化间始有禁例：文职三品以上得乘轿，四品以下乘马。宋儒谓乘轿以人代畜，于理不宜，固是正论。然南中亦有无驴马雇觅外，纵有之，山岭陡峻局促外，非马驴所能行。两人肩一轿，便捷之甚，此又当从民便，不可以执一论也。
《诸司职掌》，是唐、宋以来旧书，本朝因而损益之。洪武二十三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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