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所关者大，实出于不得已。今为此小节而轻动干戈，若止以现在香港二三千之众，而抗全城数百万之人，则众寡不敌。若遽调各港之兵，且科众商之饷，则因小失大，虽愚者亦不肯为。况匪徒觊觎已久，动借公愤为名，万一酿成焚烧洋楼之事，殃及各国远人，玉石不分，咎将谁诿？甚或变生肘腋，至有黄竹岐、赤柱之事，皆在意中也。如以为他处滋扰，可以挟制广东，准其入城。不知城在广东，万民不愿，无论在何处千方百计，而广东之百姓，总断不能行也。
」其词斩钉截铁。且将恫吓之点为之道破。英方伎俩，已无可施。是以文翰原定四月十三日驾驶兵舰，开进省河，相机进城，临时中止。并于十四日张贴告示，晓谕英商，谓现已罢议进城，大家安心贸易。又登载报章，遍告各国，仍求照旧通商。一面照会广缙，请求谕知行商，早日复业，饬属切实保护洋商。于是一场风波顿归平息。英人变计如是之速者，纯持国民外交之力为多。而广缙探悉民隐，又亟亟具奏清廷，谓进城之议，万不能从，至再至三言之，若天花乱坠，不顾其前言之自相矛盾，最为可笑。
且云人民及行商等计画，皆彼之指示，尤属贪叨无耻。清道光帝，人本浑厚，以喜讯之出于意外，遂不加察，大为赞许。朱批有云：「远胜十万之师，皆卿胸中之锦绣，斡国之良谋，嘉悦之怀，笔难尽述」，寻又明降谕旨，褒扬备至，并及名琛。锡封广缙子爵，名琛男爵。有清一代，以樽俎之劳，荣膺五等，如彼二人遭际之盛者，罕有其匹也。
（三）
其时有一事足称道者，为能严办汉奸。先有知府麦庆培，勾串外人，暗通消息，为广缙奏革，发配新疆。继又有民人李象经，与外人通信，为之画策，希图进用，又为名琛执而置诸大辟。此外千总应惠淓，亦因交结外人，立遭严谴。用是流氓地痞之属，均有惮而不敢为。不若晚近之螭魅横行，无人敢执纪纲以相裁制。是则江河日下，不胜忧愤者也。
英人虽一时屈伏，终不甘心。而对于广缙之渐露骄盈，尤为不满。先是文翰于罢议入城之后，仍求来省赴署晋谒广缙。广缙以既不许其入城，即未便容之到署，因订在城外十三行伍家仁信栈接见。届时文翰不来，命领事来，广缙又不见之，只遣委员接待，领事悻悻而去。文翰以前任约言，及于己身，被人撕毁，有辱使命，丛谤在躬，备极愤懑。因而向其政府尽量挑拨，谓广缙无礼，危害邦交，不当认为交涉之对象。于是由英政府以首相名义，致书穆彰阿、耆英辩论种种，书末并云拟简派大员径赴北京面议，该书则备有两分，时正穆相当国，耆英备位大学士也。
自英伦寄至香港，已在道光三十年之春。文翰更自备致耆英公文一角，驾驶兵舰开赴上海，晤苏松太道，先要求江督陆建瀛为之代递。陆已允之。继又驶赴天津，以无带水，不能入港。即令舌人麦华陀（英人），乘坐三板驶入。彼时五口通商，天津不在内。按约大沽海口不许外人任便出入也。守兵严拒之，而麦不受，几致决裂，终准其入口。由天津镇道（按是时天津镇为双锐、天津道为钱炘和）派员晤之。询其来意，仍系投文。
答称前此在上海所投之文，业经陆督代递，穆耆亦有文致陆督，声言各有职司，朝中大员，无与外国使臣通信之例，未便作覆，仍嘱其回粤与徐督交涉。英人以闯进天津，初非约许，几经辩论，亦即折回，于是年五月扬帆南返。而清廷谈虎色变，已羽书络绎，通令沿江海督抚严密筹防矣。
越二年，广缙调督两湖。名琛即升署总督，寻且实授。其时名琛年才三十二三（案有清一代青年督抚，以田兴恕二十四岁任贵州巡抚为最少，但田以提督兼署，出身武人，若文吏，则名琛与辛亥革命时之粤督张鸣岐，均以三十内外任督抚者也），志锐气盛。既以偕广缙拒英人入城事，邀清廷殊眷，益自负，好大言，动谓外人畏缩不足虑，其驭外骄倨之态，数倍于广缙。先是广缙虽不许外国使领到城内督署晤见，而本人时常纡尊至城外见之，即远莅虎门亦不辞，而名琛直不见。
（有说名琛非不愿见，但来见者必要求在督署，而名琛不许，仅声言允在城外，亦不谋设法疏通，故彼等终亦不来。）以文书来，则于牍尾批数字答之，或竞不答。憾之者不独英人，如法如美，同深忿恚。时太平军正得势，清室岌岌可危。英人既不得志于名琛，则移其目光，以注视北京政府。会法美两约有十二年后修约之条，英约本无之，而英人即执最惠国条款之义，纠合法美，于咸丰四年（案美约定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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