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,一介之士,于万乘之尊,其势悬绝,平居能言,临对之际,或畏避不能尽其辞,或仓卒不能达其意,故常霁色以纳之,惟恐其不尽言也。至于言无实者,亦略而不究。盖见秦汉以来,季世末主护短恶谏,诛戮忠直。人怀自保,无肯为言者。积咎愈深,遂至不救。夫日月之行,犹有薄食。人之所为,安能无过?惟能改过,便可成德。”原吉对曰:“陛下此心,即大禹好闻善言,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。言而无实,略不之咎,尤见天地之量。”太祖曰:“有其实而人言之,则当益勉于善;无其实而人言之,则当益戒于不善。但务纳其忠诚,何庸究其差错?”
太祖命翰林儒臣修《女戒》,谓学士朱升等曰:“治天下者,修身为本,正家为先。正家之道,始于谨夫妇。后妃虽母仪天下,然不可使预政事。至于嫔嫱之属,不过备执事,侍巾栉。若宠之太过,则骄恣犯分,上下失序。观厉代宫闱,政由内出,鲜有不为祸乱者也。夫内嬖惑人,甚于鸩毒。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,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。卿等为我纂述《女戒》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,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。”
太祖尝命制军士战衣表里异色,令各变更服之以新军号,谓之鸳鸯战袄。
国初中书省议役法,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,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,名曰均工夫。太祖曰:“民力有限,徭役无穷。当思节其力,毋重困之。民力劳困,岂能独安?自今凡有兴作,不得已者暂借其力。至于不急之务,浮泛之役,宜罢之。”
太祖以祭祀为国大事,念虑之际,儆戒或怠,则无以交神明。乃命礼官及诸儒臣总集郊社、宗庙、山川等仪及历代帝王祭祀感应祥异可为监戒者,为《存心录》以进。
蕲州进竹簟。太祖谓省臣曰:“古者方物之贡,惟服食器用,故无耳目之娱,玩物之失。竹簟固为用物,但未有命而来献。若受之,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,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。”命却之。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,毋得妄有所献。
洪武初,近臣有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者。太祖曰:“银场之弊,我深知之。利于官者少,而损于民者多。况今凋瘵之余,岂可以此重劳民力?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,汝岂不知?”言者惭而退。
太祖尝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,以示子孙。且谓侍臣曰:“富贵易骄,艰难易忽,久远易忘。后世子孙生长深宫,惟见富贵,习于奢侈,不知祖宗积累之难。故示之以此,使朝夕观览,庶有所警也。”
太祖尝谓侍臣曰:“吾见史传所书,汉唐末世,皆为宦官败蠹,不可拯救,未尝不为之惋叹。此辈在人主之侧,日见亲信,小心勤劳,如吕强、张承业之徒,岂得无之?但开国承家,小人勿用,圣人之深戒。其在宫禁,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,岂宜预政典兵?汉唐之祸,虽曰宦官之罪,亦人君宠爱之使然。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,虽欲为乱,其可得乎?”
太祖谕宋濂曰:“自古圣哲之君,知天下之难保也。故远声色,去奢靡,以图天下之安。是以天命眷顾,久而不厌。后世中才之主,当天下无事,侈心纵欲,鲜克有终。至秦皇、汉武,好神仙以求长生,疲精劳神,卒无所得。使移此心以图治,天下安有不理?以朕观之,人君能清心寡欲,勤于政事,不作无益以害有益,使民安田里、足衣食,熙熙皞皞而不自知,此即神仙也。功业垂于简册,声名留于后世,此即长生不死也。夫恍惚之事难凭,幽怪之说易惑,在谨其所好尚耳。朕夙夜竞业以图天下之安,岂敢游心于此?”按太祖此谕,足祛千古之惑。
有风宪官二人,各讦所短于廷。其一人言甚便,其一人言简而缓。太祖曰:“理原于心,言发于口。心无所亏,辞出而简;心有所蔽,辞胜于理。彼二人者,其言寡者直,其言多者非。”诏廷臣诘之,言寡者果直。
太祖留心律令,已令群臣编定,尚恐有轻重失宜者,乃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讲《唐律》,日写二十条取进,止择其可者从之。或轻重失宜,则亲为损益,务求至当。
太祖尝手诏中书省臣曰:“昨张冲上书言时事,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:一谓在廷之臣各令言朝廷得失,庶上有所据而用其所长;一谓中书省令各衙门正官各言得失,每月用三人言,言贵简当,选其陈事剀切不避忌讳者,量加擢用,以养忠直之气。此言甚可取也。夫闻得失则知利病,知利病则生民蒙其福;听忠直则正人多,正人多则朝廷清明矣。自古治世之君,皆由是道。若秦二世、隋炀帝所以亡者,坐不用此耳。”
洪武初,有御史言陶安隐微之过者。太祖曰:“尔何由知之?”对曰:“闻之于道路。”太祖曰:“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,此为尽职乎?植佳木者必去蝉蠹;长良苗者必芟稂莠;任正士者必绝邪人。凡邪人之事君,必先结以小信,而后逞其大诈。此人尝有所言,朕不疑而听之,故今日乃为此妄言。夫去小人当如扑火,及其未盛而扑之则易为力。不然,害滋大矣。”乃命中书省黜之。
洪武元年九月,下诏求贤。诏曰:“朕惟天下之广,固非一人所能治,必得天下之贤共理之。向以干戈扰攘强宇,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。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,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