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若所见不明，则陷于私欲，而为浅夫昏子之所为矣。近数十年，西人讲卫生，谋公益，创一切便利之举（如舟车以便行旅，电话邮政以便交通，皆是），皆本于边氏主义也。
二十日晴。张馥生丈（宝廉）自里来托办官事，均委诸恒裕，托润田妥实料理。馥丈谈及心耘八叔统带江防各营，专防常州、江阴一带贼匪。午初刻，起居注堂期，入西长安门，至署点派署理汉主事及递遗正副收掌。此实行事权第一次也。近来予于起居注、国史馆、编书处皆有堂期办事，更有编书处加堂期，稍觉公事多于私事矣（惜咸安宫总裁差使被裁，使余不得竟整顿之志）。出东安门至贤良寺答拜刘雨三前辈（春霖），新派帮办云南军务。雨老先施枉拜，当以癸卯年余曾专疏保举也（其时柳州兵降而后叛，余具疏劾岑督而力保雨老办广西军务。
疏入，即奉旨由滇藩调桂藩。圣主见信之深，一时诧为异数）。出城至乡祠赴吕镜宇、吴仲怿二丈，桂月亭同年之约。归寓甚早，与袁老夫子散步所居左右，以舒劳倦之气。
灯下写致喻庶三同年书，为汤保丞大令托。又致笏斋书。宝铭在法律学堂肄业，夜坐询考课程，验其勤惰。以屠雨航自日本寄来新译出《政法述义》十馀种授之，督其逐次研究。其中有《统计学》一种，精要有用，发前人所未发，留以自览（又新出《财政学》，为最近调查发明之本）。财政之学，古无专书，历史《食货志》，断代为书，固未完备。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所汇集，虽较宏实，然亦第详规制而已，于此学精深处，究无所发明（《通典》有主脑，又胜于《通考》）。
此则今人胜于前人远甚。专门之学，便可从此用功。至《统计学》，尤为政治必要之事，前人所不知也。看梁纂《法人孟德斯鸠政学派》一卷。孟氏创为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权鼎立之论，开欧美立宪之宗，诚伟人矣。
廿一日晴。午刻到编书处校阅装订进呈本。未刻赴江苏馆公局。翊虞亡侄夫妇灵柩南旋，在三圣庵作佛事，余不忍往，而至大兄处慰之。狂风复起，日色昏霾，急驰而归，气象不佳，殷忧实甚。接朱莹如处州信，随手作复。看梁纂英儒霍布士、荷儒斯片挪莎学案。霍
氏与倍根友善。其宗旨谓凡人之情状，皆由利己一念变化而来，故人生职分，当因势利导，各求其利益之最大者，以就乐而避苦。此天理自然之法律，亦道德之极致也。其论学颇近《荀子》，论政则近《墨子》，而陈义不如荀、墨之完。斯氏则谓凡事物皆有不得不然之理，而天地万物，皆循此定轨而行，一毫不能自变，故其解“自由”二字，大意谓由此不得不然之理以行，随己意而有所思有所欲，自握天然之权也。其旨与致良知之说最合。余因此知哲学之理，明儒逐层剖析，已无遗蕴，西儒探索所得，自有不谋而合者。
故余最嗜《明儒学案》，终身味之而无厌。新学少年，闻泰西哲学，则尊奉倾倒，争欲问津；闻中国宋明理学，则诋为陈腐，若鄙夷不屑用功者，真井蛙枋鷃之见也。
廿二日晴。傍晚阴云四合，大有雨意，乃数点之后，又为狂飙吹散。焦闷已极，唯有呼天而已。水元伯（又字蕖樵）太史来见，于学问、政治新旧之界，均有所见。余谓国家唯当设高等学堂、大学堂。若中等以下，则宜听民间家庭自修，由提学使专试以中文（经史古文），录取若干，名为秀才，然后送入高等学堂，习各种专门之学，则中学不已，而进步较易（大凡中文已通者习为专门之学，其悟性较速而易成），国家亦可得长才之用。至外国文语，只可列为专门，不必人人而习之。
从前译材足贵，十年之后，人尽通事，人尽译材，恐解中学者转难能而可贵矣。若目下学堂之法，将二十一行省之少年俱教成不通中文、不能写中国字而后止。祖龙焚坑，其祸不如此之烈也。谁欤作俑，职为厉阶，不能不叹息痛恨于长沙文达矣。元伯大以为然。午后为杨康侯诊病。答拜熙臣，未值。未刻至聚宝堂赴纶化南（昌）
之约。看梁纂《卢梭学案》，卢氏民约论开十九世纪民主之制，儒生笔舌之效，过于开国君相之权，不得谓非世界一人物也。此编唯详阐其政派，于学派未一字及之，不甚满余意。接门人覃述方汾西信并百金，随手作复，并为致丁衡甫同年书说项（兼为泌阳薛宝廷连城说项，李振甫所托也）。朝命荫午楼侍郎会同杨总督充校阅大臣，奏调宝惠为总文案。今早启程赴津，同至马厂阅操（马厂距天津六十里）。
廿三日晴。盛京驻防纶昌（字化南）介荣锦堂来见（〔眉〕此在前，误记于此）。午后访熊经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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