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皆诏中丞、知杂与翰林学士于太常博士以上、中行员外郎以下，互举曾任通判者，其未历通判者，即须特旨方许荐为里行，倘非其人，或至连坐，所以重台阁之选也。去岁诏旨，专令中丞举官，虽不限资品，犹以京秩荐授。缘已有前诏，故人无间言。今定自支郡幕职官入居朝廷纠绳之任，超越资序，近岁未有。议者或曰：唐世多自诸侯幕府入登台省。臣谓不然。在唐方镇盛时，有奏辟郎官、御史以充幕府者，由此幕府增重。祖宗深鉴此弊，一切厘改，州郡僚佐皆从朝廷补授，大臣出镇，或许辟官，亦皆随资注拟，满岁迁秩，并循铨格，非复如唐世之比。
而今之三院，事任又重于昔时。况定官未终，更非时召对，不由铨考，擢授朝列，不缘御史之荐，直置宪台，虽朝廷急于用才，度越常格，然隳紊法制，必致人言。其除官制，未敢具草。”诏再送舍人院，次至大监，大监亦封还。乃诏颂依前降指挥撰辞。颂又言：“祖宗之朝，或有起孤远而登显要者。盖天下初定，士或弃草莱而不用，故不得不广搜扬之路。自真宗、仁宗以来，虽幽人异行，亦不至超越资品。盖承平之代，事有纪律，故不得不循用选授之法。
今朝廷清明，俊并用，进任台阁，动有成规，而定以远州幕官，非有积累之资，明白之效，偶因召对，一言称旨，即授御史，他日或有非常之人，又过于此，奏对称旨，则复以何官处之？浸渐不已，诚恐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而致。谨案《六典》，中书舍人之职，凡诏旨制敕，皆案典故而起草；制敕既行，有误则奏而正之。故前后舍人论列差除，用典故而蒙更正者非一。今三院御史须中丞、学士荐举朝臣，乃典故也。或不应此，其敢无言？去岁以京官除授，所以无言者，以前有诏令故也。
今若先立定制，许于幕职官中选擢三院，则臣等复有何言而敢违拒？朝廷以定才实非常，则当特与改官，别授职任，随资超用，无所不可，不必弃越近制，处之宪纲也。若臣上惧严诛，颜起草，诚虑门下封驳；纵门下不举，则言事之臣必须重有论列；或定畏议，固执不敢祗受。是臣一废职事，而致议论互起，烦渎圣听，则臣之罪戾，死有余责。”
上曰：“里行本不计官资，故令于御史里行，欲令止以判官出敕为之。”众以为不可。安石曰：“已令改官，于义有何不可，而乃封还辞头？若遂从之，即陛下威福为私议所夺，失人君之道矣。”既而，安石进呈举御史新条，并录初立条时奏对语白上，曰：“胡宗愈以此为臣私意，盖不知陛下立此法时德音故也。”上曰：“李定诰须令草之。”安石曰：“陛下特旨，虽妨前条，亦当施行也。”曾公亮曰：“特旨固不当以条限，但不知定何如人，恐非常人乃当不用常法耳。
”于是上批：“检会去年七月六日诏，今后台官有阙，委御史中丞奏举，不拘官职高下，令兼权。如听举非其人，令言事官觉察闻奏。自后别无续降条贯。”
颂、大临等又言：“臣等看详，从前台官须得于太常博士以上、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，后来为难得资序相当之人，故朝廷特开此制。云不拘官职高下者，止是不限博士与中行员外郎耳，非谓选人亦许奏举也。所谓兼权者，如三丞以下未可为监察，故且令上权，前行员外郎以上不可为侍御，故令下兼，皆不为选人设文也。若不拘官职高下，并选人在其间，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权里行，不必更改中允也。以此言之，选人不可超授台官明矣。至如程颢、王子韶已先转京宫，因中丞荐举，方选中允，止权监察。
今定是初等职官资序，若特改京官，已是优恩，更超授朝籍，处之宪台，先朝以来，未有此比。臣等所以喋喋有言，不避斧钺之诛者，非它也，但为爱惜朝廷之法制，遵守有司之职业耳。大抵条例戒于妄开，今日行之，它日遂为故事。若有司因循，渐致堕紊，诚恐幸门一启，则仕途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，朝廷名器有限，焉得人人而满其意哉！前世所以爱重爵赏，不以假人，虽有奇材异伦，亦须试以职事，俟有功效然后超擢者，以此也。”
复诏颂依前指挥撰辞，颂执奏如初，而又于中书白执政言：“虽云特旨，而颂辈无以为据，草制即必致人言，乞批降云‘特旨所除，不碍条贯’，方敢草制。”又诏所除李定是特旨，不碍近制，令颂疾速撰辞。颂又言：“果出圣意拔擢，即须非常之人，名声闻于时，然后厌服群议，为朝廷美。昔马周为常何作奏，条陈得失二十余事，皆当世切务，唐太宗拔于布衣。近世张知白上书言事，论议卓越，真宗拔于河阳职官。此二臣者，可谓有显状矣；逢时遇主，可谓非常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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