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阿里现住毛怜卫，部下人众，宜与印信。撒满答失里住建州卫，与毛怜卫隔远，又无部下，难与印信。其朝贡奏事，宜令李满住给与印信文书为便。从之云云。夫居建州卫而并无部下者，可居掌毛怜卫事之名。毛怜卫又自有指挥。其故颇难解索。惟稻叶又有《建州杂考》一篇，引马文升《抚安东夷记》云：“永乐末，招降之举渐弛，而建州女直先处开原者，叛入毛怜，自相攻杀。宣德间，朝廷遣使招降之。辽东守臣，请以建州老营地俾居之。老营者，朝廷岁取人参、松子地也，名为东建州。
初止一卫，后增置左右二卫。而夷人不过数千。然亦岁遣使各百人入贡，以为常。”云云。今按建州卫指挥释家奴，已于永乐十年归其本卫地。此建州女直之先处开原者，当是释家奴所留遗。至永乐末叛入毛怜，当即其掌毛怜卫事所由来，宣德间，以其在毛怜与毛怜人相攻杀，朝廷俾居建州老营地，当即满住之叔猛哥不花也。以意度之，情事似合。
李满住既归建州旧地之后，正统五年，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又奉敕入处婆猪江李满住所居。敕言同李满住居处。则满住虽弃婆猪江，婆猪江地犹为满住名义也。此左卫事。别详《肇祖纪》。以后直至成化初，李满住伏诛，稻叶所著《满洲历史地理》及《清朝全史》，皆无大事可纪。惟《明史朝鲜传》略见建州事。此清廷文字狱之漏纲。当修史时，君若臣皆偶存明人史料而不自知。今日苟无稻叶等书为之贯串，吾辈亦无从为之披沙而拣金也。今据《朝鲜传》：“正统十三年冬，土木变后，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，会辽东征北寇。
此所谓野人女直，即指建州海西。盖向来女直尚恭顺，而明亦颇字畜之，故有此举。其实明有虏患，女直已萌蠢动之念。明年景泰改元。夏、辽东奏报：‘开原、藩阳有寇入境掠人畜，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向导。’”又京泰二年冬，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，戒向绝其使。向者当时朝鲜国王也。又天顺三年，边将奏：“有建州三卫都督，私与朝鲜结，恐为中国患。”因敕柔毋作不靖，贻后悔。柔又为当时朝鲜国王。柔疏辨，复谕曰：“宣德正统年间，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，敕解怨息兵，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。
彼既受朝廷官职，王又加之，是与朝廷抗也。王素秉礼义，何尔文过饰非！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。”云云。此事别见后《董山纪》。当时建州三卫，皆受朝鲜官职。自董山与凡察分领左右卫后，此时正三卫并立之时。清代自讳其曾为明臣，因讳建州卫事迹。岂知并有称臣于朝鲜之事，阿哈出孟哥帖木儿之入侍李成桂，建州三卫之受官于李柔，虽事本无奇，然以清世讳莫如深之陋态，得此发其覆焉，亦一谈柄也。
天顺五年，建州又有至朝鲜、义州杀掠之事。按明《会典》称建州女直为居建州毛怜等处者。则毛怜卫实与建州卫为同部。观正统三年之李满住奏，其叔及叔之子皆居建州，而有掌毛怜卫事之名。其时毛怜卫指挥为阿里古。然前一年之《实录》云：“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，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：“欲出辽东，恐被朝鲜拘留。乞赐矜悯。”云云。全文已见《女真纪》。此时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，令人护送出境，毋致侵害。其时毛怜卫指挥，又为郎卜儿罕矣。
至天顺四年，仍为郎卜儿哈，为朝鲜所杀，致招建州之仇。则中间之毛怜卫指挥阿里，必即郎卜儿罕一人而有二名者。《明史朝鲜传》：“天顺四年，复谕柔曰：‘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，已置之法。夫法止可行于国中，岂得加诸怜境？郎卜儿哈有罪，宜奏朝廷区处。今辄行杀害，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，宜急送辽东都司，令阿比车领回，以解仇怨。’”五年，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，柔奏乞朝命还所掠。兵部议，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，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，纵兵掠其家属。
今野人实系复仇，且谕朝鲜：“寇盗之来，皆自取。惟守分安法，庶弭边衅。”从之。此建州卫未明指其为何卫，姑列为李满住之建州卫事。其云都指挥兀克，未知三卫中何卫之指挥，亦姑存疑而已。
自天顺纪元以来，建州三卫之势力，已尽操于左卫都督董山之手。《朝鲜传》所言，三卫私结朝鲜，实际皆董山所主动。事见《董山纪》。董山于成化二年，为明廷所诱致，旋杀之。稻叶所叙述，固有所据。就所见之籍，则黄氏《建夷考》正与符合。稻叶又引《实录》：“成化三年春以后之建州，与辽东交涉，一则于正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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