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诸将皆退入桂林乞饷，列戍一空，大军益深入。至是，式耜檄诸将出战，皆不应，相率遁去，城中无一兵。独同敞自灵川至，式耜与痛饮待死，并为大军所执；两人犹隔屋赋诗相唱和，阅月余，始见杀。桂王以是年正月自肇庆奔梧州，比闻桂林破，复走南宁。明年（一六五一年），诏郑亲王班师，而以尚可喜镇守广东、孔有德镇守广西，两广州县次第毕下。
山、陕之复定姜瓖既据大同，分兵陷忻、朔；近自山西境内，远至陕、甘，遗臣宿将起兵应之者所在皆是，太原、西安先后告警。六年正月，尼堪督兵至太原，首克忻州，而博洛复破姜瓖骑兵于大同城北，寇氛稍稍衰。同时，吴三桂等自汉中北定延绥、榆林，于是山、陕督抚声援始接，河东诸郡并下，大同孤立。至八月，城中食尽，而英亲王复督师继至，城兵斩瓖出降。山、陕既定，乃诏三桂回镇汉中，进规四川。会川中义勇不相一致，而明巡抚李干德复构之仇杀，益涣散不足用，李占春等来降，三桂乘间收成都、重庆、叙州地。
是时，本朝已定江西、湖南、两广，桂王穷投土司境，旦夕奏凯；而孙可望、李定国之事复作。
孙可望、李定国之乱先是张献忠之败也，其党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等自川南拥众入云、贵，推可望为长，袭夺明镇将兵权，据有其地。已而定国、可望交恶，可望乃纳款桂藩，求封号，欲藉以服众。顺治六、七年间，屡使求封，迄不获命。至是，大军四迫，桂王不得已，封可望为秦王，趣之出兵。可望乃遣兵三千，扈桂王居安隆，使文秀等分出叙州、重庆以攻成都，使定国等由武冈出全州以犯桂林。九年（一六五二年）三月，文秀连陷叙州、重庆，三桂战败，敛兵入保宁，旋回汉中；
而李定国之军亦陷沅、靖、武冈，乘胜袭桂林，有德不能守，死焉。梧州、柳州继陷，乃分兵还攻辰州，杀总兵徐勇，寻屯守武冈。于是四川、广西、湖南军务同时告急。
孙、李之冲突及孙可望之降定国已连陷湘、粤诸郡，兵力寖强，不复禀可望约束；可望愤甚，阴欲除之，然以其将兵在外，未敢轻发，而尚可喜乘定国之在湖南，遽发舟师自西江而下，尽复梧州、桂林。定国弃武冈，还据柳州，威望骤减，惧可望之袭其后，益思拓地自固，乃将兵东犯，据有平乐、高、廉诸府。至十二年（一六五五年）春，复为尚可喜所破，走保南宁。而刘文秀亦以是年谋犯岳州，大败于常德，自贵阳还云南。于是定国、文秀两军皆衰，湘、粤告平。
而可望独雄视贵阳，益跋扈不可制，擅杀从臣宗室，自设内阁六部，立太庙，制朝仪。桂王自安隆闻之，大惧，密敕封定国晋王、文秀安南王，与相抵制，而召定国兵入卫。可望微闻之，以十三年（一六五六年）春，发兵袭定国于南宁，且遣使谋劫迁桂王，置诸肘腋之下。事未发，而定国已自田州抵安隆，奉桂王入云南，与文秀联合；可望大怒，以十四年（一六五七年）秋，大举攻桂王；与定国、文秀同盟军夹三盆河而阵，诸将皆不直可望，阵而不战；
定国悉锐攻其中坚，诸军皆解甲大呼欢迎之，可望反走，率十余人至湖南乞降。时十四年十月也。
贵州之征方可望之未降也，朝廷令经略洪承畴移镇长沙，守湖南；川督李国英驻保宁，守川北；尚可喜等分驻肇广，守两粤；而姑以川东南及云、贵诸省为桂藩君臣苟安之地，不复穷追。及承畴受可望降，尽得敌中内讧状，请乘机大举；朝旨是之，军略复一变，视线集于贵州。于是一军自湖南出其东，承畴及宗室罗托督之；一军自汉中、四川出其北，三桂等督之；一军自广西出其南，都统卓布泰等督之。三道之师并以十五年（一六五八年）春向目的地进发。
而李定国既兼并贵州，属马进忠守之，自返云南，坦然以为无患；朝官有进谏者，谓『今内患虽除，外忧方大，而我酣歌漏舟之中，熟寝爇薪之上，能旦夕安耶』！定国愬之桂王，方欲罪言者以取快，而三道败书并至；即承畴等以二月会师常德，四月出沅靖、镇远抵贵阳；广西之师旋历南丹、那地、独山诸川来会，而三桂亦克重庆入遵义，会信郡王铎尼复奉命为安远大将军，总统三道，以九月抵贵州之平越府，遂大会诸道将帅，议令承畴罗托留贵阳理饷，而自督诸军三路入滇。
云南、贵州之平定定国闻贵阳已失，乃苍黄遣诸将分道迎敌，而亲扼北盘江之铁锁桥，以断黔、滇间之大道。寻诸将各败走不相顾，定国亦撤寨西遁；大军毕会于普安，桂王奔永昌。十六年（一六五九年）正月，大军遂由普安入云南省城。二月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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