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感激其平日君相之恩，故有进无退，视死如归，始能成此不世奇功。使普鲁斯不于内政用心，专恃造船制炮，张皇四播，先为法人所觉，必别出新法以驾乎其上，则普人之挫灭久矣，尚何能一泄其忿哉！拟之汉、唐以来及乎本朝之往事则如彼，求之泰西各国先后用兵之近事则如此，固未有不先其本而后其末者。伏愿我两宫皇太后，思古今之全局，继祖宗之贻谋，先保元气，以恤民生，大整吏治，以维邦本。盖抚剑疾视者，匹夫之勇也；修德待时者，大圣之智也。
倘皆如雍正一朝世宗宪皇帝之励精图治，自中至外，自上至下，处处破格用人，处处破格办事。计其时朝廷大政及北直水利，则专任怡贤亲王、大学士朱轼；军机处事务则专交张廷玉、蒋廷锡，皆言听计从，朝奏夕可。云贵苗疆事，则设三省总督，专任鄂尔泰；河南、山东专任田文镜；浙江巡抚专任李卫，兼辖江南盐务，一切营伍皆归举劾；河工海塘等处，专交嵇曾筠。此外，张广泗一捐班知府耳，不及五年，用为七省经略；岳钟琪一副将耳，用为陕甘总督。
再下至同知知府，皆准其专折奏事，督抚幕友皆知其姓名，万里之外，雷厉风行，无不上邀九重洞烛。惟独断速，故浮议不能挠。惟赏罚明，故群情无可诿。十八省中，皆夜不闭户，野无遗贤，但有一技一长，无不为国家效死力。所以雍正朱批上谕，冠绝古今，至今天下流传不朽也。近来中外人材蔚起，未必无怡贤亲王、朱轼、鄂尔泰、李卫等人，特赖圣明别白而信任之耳。苟用其长而弃其短，养其廉耻而杜其爱憎，责其尽心而恕其不及，则人人用当其才，而天下无不治矣。
夫洋人之擅长在海，战争在此，谋利亦在此。国初郑成功窃据台湾，圣祖仁皇帝移沿海之民三十里以避之，郑氏遂为我困。此即不与争海之利也。此时诚弃海之利害与洋人，而但恃陆路兵民之心以胜之，彼必技无所施矣。溯自道光庚子起，至今三十年，内地与洋人交锋，惟广东三元里义民八十三村及台湾各社，两次大创之，皆不恃枪炮之猛，而但恃人心之坚。前者已死，后者再进，洋人之利器竟不能致力。从前捻匪盛时，各省各县皆曾筑圩，其圩长不过秀才监生，乃一发号令，数十圩中百万人皆能为之效死。
如果沿海地方官皆能如圩长之恩信及人，则平日之民皆临事之兵，虽一呼而数千万皆集矣。船炮乃呆物，待人用之而灵。民心兵心乃活物，激之可以必死，其间优劣，天壤相判矣。先选沿海之督抚，再选沿海之州县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上下联络，万众一心。中土有船有炮，固足以取胜外洋，即无船无炮，亦必卓然有恃而无恐。与其费二三千万买非人不行之船炮，何如只用一千万或减厘捐或垦荒产即可收沿海万里之人心乎！
夫天下之大，兵刑钱谷之烦，边防海防之重，一一综核其名实，明作而有为，使各直省中，无一民不安其生，无一官敢旷其职，节无益之费以薄敛于民间，求有用之才各专以要任。船炮固不必废而不讲，但不专恃船炮以自强；兵将要在练之使精，更当求其兵将之敢死。将见薄海内外，同仇敌忾，众志成城，国势蒸蒸日上。外洋之人，各有耳目，自然既敬且畏，不敢妄求。其办洋务之大臣，恪守条约，以恩信结之，断不致有无端要挟欺蔑之事。
再历一二十年，我皇上春秋日富，英武神明，上荷天心眷佑，机会方来，亦如乾隆朝准夷故事，定可复数世之仇，泄敷天之愤。目前固不必急急速求奇效，徒乱人心，制器则画虎不成，临阵则羊鹤不舞，以举棋不定累庙算，以狼狈相倚启外疑，竭千百万小民之脂膏，购东西洋唾余之船炮，筹防未足云备，帑项则已全虚，弊政永远难更，民生则已重困，有百损而无一益，此天下庶士绅耆所异口同心而无敢上诉者。臣不胜愚戆之至，急迫之至。谨冒死上陈，伏乞圣明垂鉴，天下幸甚，人民幸甚。
再查盛京至广西沿海地方，长至七八千里，无一处不可登岸，无一处不可滋扰。苟欲设防，非备多力，分之可虞，即挂一漏万之无益。前明太祖备御日本，筑城置戍，东西数省多至数百处，至今遗迹犹存。后来倭寇避实攻虚，何尝一得其力！外洋之以炮台制胜者，其幅员本小，而扼要之口岸则多，不比中国两面沿海、延袤万里之为难也。只有长江之内，则处处可以钤束，或仿西洋制度为之，尚足为意外之备。然亦必守台兵勇能坚忍强固，虽危险不致溃散，未可如从前大沽口僧格林沁之两炮台，终于挫走而无济也。
至铁甲船后开门大炮之类，能有巨费购备，不患不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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