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是针对民间实用必备之书籍，如启蒙通俗读物、随身宝、医药、阴阳术数、农经及科举用书为主，家刻则重在保存及流传稀有珍贵文献，其着眼处自与官方有别。如以唐五代初期刻书为例，S.810为《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》，盖为民间计时书籍；又S.5444、S.5450、S.5451等为天佑年间（公元905～906年）过家刊刻的《金刚般若波罗密经》，乃属宗教重要典籍。
[8][8]根据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9月一版）〈刻书地点〉（第340～383页）一节，提到南京书坊93家，北京书坊13家，杭州24家，苏州37家，徽州10家，建宁84家。又陈昭珍，《明代书坊之研究》（1984年7月），第7页，统计明代几个重要刻书省份，其中书坊可以考见者凡有405家，（不含毛晋650种、华珵尚古斋15种、华坚兰雪堂5种、华氏2种、安国桂坡馆10种）刻书共达1132种：闽省151家，刻书560种；
浙江（武林、三衢、吴兴、台州、谷州）50家，刻书204种；广东3家，刻书3种；北直隶（北京）9家，刻书35种；南直隶（金陵、苏州、武进、新安、歙县）131家，刻书343种；其它61家，刻书87种。陈昭珍，《明代书坊之研究》（1984年7月），第7页，统计明代书坊可以考见者凡405家，（不
含毛晋650种、华珵尚古斋15种、华坚兰雪堂5种、华氏2种、安国桂坡馆10种）、刻书1132种；闽省151家、刻书560种；浙江（武林、三衢、吴兴、台州、谷州）50家、刻书204种；广东3家、刻书3种；北直隶（北京）9家、刻书35种；南直隶（金陵、苏州、武进、新安、歙县）131家、刻书343种；其它61家、刻书87种。[9]明、胡应麟，《经籍会通》、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（世界书局，民国五十二年四月初版），卷四，第55~56页4。
[10]朱保炯、谢沛霖编，《明清历科进士题名录索引》，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》（文海出版社，民国七十年二月出版）。[11]参见叶长青，〈《闽本考〉》〔第115~162页〕引自《左海文集》，《图书馆学季刊》第119页（中华图书馆协会民国十六年十二月编印，又台北学生书局民国五十八年二月景印）第二卷第一期，第115页。[12]明、胡应麟，《少室山房笔丛、经籍会通》，卷4四，第55页。[13]祝穆撰，《方舆胜览》（上台北文海古籍出版社影宋本，19981年12月）卷十一，第12724页。
[14]明、余象斗刻《古今韵会举要》，利瓦伊桢〈序〉。[15]徐珂《清稗类钞》（商务印书馆，民国七十二年时月台二版）〈工艺类〉第52页云：「湖南永州人民，类以剞劂为业，妇孺且有从事者。牧牛郊野，辄手握铅椠，倚树根镌之。广东顺德县之手民，率系十余岁稚女，价廉工速，而鲁鱼亥猪之讹误，则尤甚于湖南。」
[16]明、嘉靖《建阳县志》，《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》（台北新文丰公司，民国74年07月出版）第十册，卷三，第347叶。明嘉靖《建阳县志》[17]明、胡应麟，《少室山房笔丛、经籍会通》，卷四，第55页。[18]明、朱熹着，陈俊民校订，《朱子文集、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》（德富文教基金会出版，民国八十九年二月），第3905页。叶长青，《闽本考》，《图书馆学季刊》第二卷第一期，第115页。
[19]柳诒征，〈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〉，《学衡》（原刊1923年01月，民国六十年七月，台北学生书局复印件）第13、14期，第1708页。[20]如清、朱彝尊着，姚柳依编《静志居诗话》，周骏富辑，《明代传记丛刊附索引》〔明文书局，1991年01月初板〕卷十五，第三十六叶「汤显阻」条云：「义仍填词，妙绝一时。语虽斩新，源实出于关马郑白，其牡丹亭曲本，尤极情挚、、、。当日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词，断肠而死。
故义仍作诗哀之云：画烛摇金阁，真珠泣绣窗。如何伤此曲，偏只在娄江、、、。」
[21] 明、叶盛的《水东日记》（台北汉京中华书局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80民国73年1007月出版），卷廿一〈小说 说戏文〉，第213～214页。 [22] 明、姜南，《洗砚新录》，《古逸丛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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