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勿事浮华，勿耽游惰，庶免窘乏之虞。倘不知痛改前非，仍蹈覆辙，骄奢侈靡，亏帑误公，不惟恩所不施，且为法所不贷，此诰诫八旗者也。”又有谕：“厚生之道在于务本而节用，朕闻晋豫民俗多从俭朴，而户有盖藏。惟江苏两浙之地俗尚侈靡，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，饭食靡甘淡泊。兼之井里之间，茶坊酒肆，星列棋置。少年无知，游荡失业。彼处地狭民稠，方以衣食难充为虑，何堪习俗如此，民生安得不艰？朕轸念黎元，期其富庶，已将历年各项积欠尽数蠲除。
小民乘此手足宽然之时，正当各勤职业，尚朴去奢，以防匮乏。岂可习于侈靡，转相仿效，日甚一日，积为风俗之忧也？地方大吏及守令有临民之责者，皆当遍行化导，缙绅之家尤宜节俭以率先之。此诰诫江浙者也。”
元旦日食，历朝引为天戒。乾隆六十年乙卯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皆以元旦日食停止受贺筵宴。惟乾隆乙卯兼遇元夕月食，次年遂即禅位。其时和┞当国垂二十年，海内骚然，天宜有此告戒。光绪丁酉以后不久即有拳匪之变，固亦应有先兆耳。
同治三年，御史贾铎具奏，内务府有太监演戏，将库存缎匹裁作戏衣，每演一日，赏费几至千金，请饬禁止。当奉两宫懿旨：各省军务未平，兹事可断其必无，惟传闻必非无自，难保无太监等假名招摇，著内务府大臣等严查究办。夫以玉食万方之君，演戏日费千金，而宫廷诰诫如此严切，自是中兴气象。自光绪中叶以后兴修颐和园，穷奢极丽，慈舆临幸，岁岁酣歌。虽以尊养为词，而国步方艰，盘游无度，实于忧勤惕厉之旨失之远矣。
穆宗好冶游，相传尝微行至宣德楼酒肆，遇翰林王庆祺，闻其歌而悦之，由是擢为侍讲，令在宏德殿行走。王既得幸，益导之作狭邪游，密进春方春册，备极淫亵，穆宗以是致疾。有人撰联讽其事云：“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，且喜词曹工词曲；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，可怜天子出天花。”辞虽鄙俚，亦存事实。
穆宗既上宾，陈六舟中丞彝时官御史，疏劾王庆祺云：“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，行止之间颇多物议。同治九年，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，病故于江西途次，该员闻丧之后，忘哀嗜利，复至广东告助。左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，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，举此二端，可见大概。至于街谈巷议，无据之词，未敢渎陈要，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。臣久思入告，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，有关国体，踌躇未发，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，日久必洞烛其人。万不料遽有今日，悲号之下，中夜忧惶。
嗣主冲龄，实赖左右前后，罔非正人成就圣德，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，为患不细，应请即予屏斥，以儆有位。”疏上有旨，王庆祺即行革职，永不叙用，闻者快之。盖导帝出游，事有难言，此疏措词隐约，极称得体，颇为都下人士所传诵云。
同治中兴以后，曾文正、李文忠诸公夹辅于外，而恭忠亲王密运枢机于内，虽外患渐侵，国事犹未至遽坏。至光绪甲申，恭王屏出军机，而以贪庸之礼王继之，时局日非，遂如江河之日下矣。（是年三月有旨：现值国家元气未充，时艰犹巨，军机处实为用人行政之枢纽，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，继则委蛇保荣，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，谬执成见，不肯实力奉行，屡经言者论列，或目为壅蔽，或劾其委靡，或谓簋不饬，或谓昧于知人。本朝家法綦严，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，不惟居心所不敢，亦实法律所不容，然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。
恭亲王奕、大学士宝入直最久，责备宜严，兹特录其前劳，全其末路。奕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，开去一切差使，家居养疾。宝著原品休致。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、兵部尚书景廉均开去一切差使，降二级调用。工部尚书翁同恩革职留任，退出军机，录旨至此。）枢臣全遭屏斥，为前此所未有。同时遂以礼亲王世铎、尚书额勒和布、阎敬铭、张之万，侍郎孙毓汶、许庚身并入枢署矣。识者以为仲堪，此举国之亡征也。孝钦自斥退恭王后，引用庸流以自便其娱乐，每逢万寿，尤事铺张。
然甲申五旬则有中法之役，甲午六旬则有中日之役，至于甲辰七旬已在庚子播迁以后，而臣工犹加意进奉，竞丽争妍。某公久任封疆，每诵“洛阳相公忠孝家，可怜亦进姚黄花”两语，以自解嘲焉。
光绪甲午年，国家岁入银约七千万两，甲午以后增至九千万两，皆见于户部册报。至光绪三十四年，度支部奏岁入总数，遂至二万万二千四百万两，政府日以搜括聚敛为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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