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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4-檐醉杂记-清-何圣生-第3页
兴气象。自光绪中叶以后兴修颐和园，穷奢极丽，慈舆临幸，岁岁酣歌。虽以尊养为词，而国步方艰，盘游无度，实于忧勤惕厉之旨失之远矣。
穆宗好冶游，相传尝微行至宣德楼酒肆，遇翰林王庆祺，闻其歌而悦之，由是擢为侍讲，令在宏德殿行走。王既得幸，益导之作狭邪游，密进春方春册，备极淫亵，穆宗以是致疾。有人撰联讽其事云：“宏德殿宣德楼德业无疆，且喜词曹工词曲；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，可怜天子出天花。”辞虽鄙俚，亦存事实。
穆宗既上宾，陈六舟中丞彝时官御史，疏劾王庆祺云：“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，行止之间颇多物议。同治九年，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，病故于江西途次，该员闻丧之后，忘哀嗜利，复至广东告助。左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，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，举此二端，可见大概。至于街谈巷议，无据之词，未敢渎陈要，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。臣久思入告，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，有关国体，踌躇未发，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，日久必洞烛其人。万不料遽有今日，悲号之下，中夜忧惶。嗣主冲龄，实赖左右前后，罔非正人成就圣德，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，为患不细，应请即予屏斥，以儆有位。”疏上有旨，王庆祺即行革职，永不叙用，闻者快之。盖导帝出游，事有难言，此疏措词隐约，极称得体，颇为都下人士所传诵云。
同治中兴以后，曾文正、李文忠诸公夹辅于外，而恭忠亲王密运枢机于内，虽外患渐侵，国事犹未至遽坏。至光绪甲申，恭王屏出军机，而以贪庸之礼王继之，时局日非，遂如江河之日下矣。（是年三月有旨：现值国家元气未充，时艰犹巨，军机处实为用人行政之枢纽，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，继则委蛇保荣，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，谬执成见，不肯实力奉行，屡经言者论列，或目为壅蔽，或劾其委靡，或谓簋不饬，或谓昧于知人。本朝家法綦严，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，不惟居心所不敢，亦实法律所不容，然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。恭亲王奕、大学士宝入直最久，责备宜严，兹特录其前劳，全其末路。奕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，开去一切差使，家居养疾。宝著原品休致。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、兵部尚书景廉均开去一切差使，降二级调用。工部尚书翁同恩革职留任，退出军机，录旨至此。）枢臣全遭屏斥，为前此所未有。同时遂以礼亲王世铎、尚书额勒和布、阎敬铭、张之万，侍郎孙毓汶、许庚身并入枢署矣。识者以为仲堪，此举国之亡征也。孝钦自斥退恭王后，引用庸流以自便其娱乐，每逢万寿，尤事铺张。然甲申五旬则有中法之役，甲午六旬则有中日之役，至于甲辰七旬已在庚子播迁以后，而臣工犹加意进奉，竞丽争妍。某公久任封疆，每诵“洛阳相公忠孝家，可怜亦进姚黄花”两语，以自解嘲焉。
光绪甲午年，国家岁入银约七千万两，甲午以后增至九千万两，皆见于户部册报。至光绪三十四年，度支部奏岁入总数，遂至二万万二千四百万两，政府日以搜括聚敛为事，竭各省之脂膏，尽耗于无谓之新政新军，而危亡已悬于眉睫矣。
德宗愤于甲午之败，求治颇急，戊戌变政，锐意纷更，未能尽惬人意。孝钦习于旧制，二次垂帘，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，幽帝于瀛台，意在废立。密询内外臣工，以觇群情所向。时则李文忠公鸿章外任粤督，行将出京，得闻密谋，痛切力阻其事。刘忠诚公坤一方督两江，电奏有云：“君臣之分已定，中外之口难防。”言外有期期不奉诏之意。老成谋国，中流一壶，实与文忠为响应。余作感事诗云：“垂箔重烦王母筹，武灵英气黯然收。延宗纵有冲天想，景豫难承废立谋。岂有旧人如涑水，不堪明主亦房州。朝官老事谁生感，呜咽瀛池日夕流。”盖纪其实也。
《汉书。天文志》曰：“妖星不出三年，其下有军。”《晋书。天文志》曰：“妖星一曰彗星，见则兵起。”天象示变，理不诬也。嘉庆十六年，七月彗星见，长五尺余。钦天监袭唐咸通五年故事，以为含誉瑞星，藉资掩饰。然才及二年，至癸酉九月，而有林清之变矣。宣统二年春，彗星见，长丈许，新学家谓西人哈雷早推测得之，无关灾异，然次年辛亥秋间即有革命之变矣。
顺治初以睿亲王多尔衮摄政，宣统初以醇亲王载沣摄政，若成始终之局。醇王才资庸下，适当艰危，识者每以为忧。其妃尤骄纵不检，尝集贵游子弟于城东德昌饭店，昼夜饮博，物议沸腾。余于辛亥岁暮，偶偕友人买醉是地，时则酒人寥落，景物清忄妻。曾得廿八字云：“无复薰天纵博场，樊楼歌管有沧桑。消残流水游龙地，更与清尊话夕阳。”其忾叹盖在小雅十月之交矣。
●卷二国初礼烈亲王代善、睿忠亲王多尔衮、郑献亲王济尔哈朗、庄亲王舒尔哈赤（一作齐）。豫通亲王多铎、顺承郡王勒克德浑、克勤郡王岳托皆有大勋劳，世袭永不降封，俗称铁帽子王，见梁章钜《称谓录》。按：铁帽之称，当因其世袭罔替而名之耳，顾其制无考。明封功臣有世袭、有流爵，世袭者颁铁券，流爵则否，是铁帽或从铁券而出。厥后惟雍正朝怡贤亲王允祥及同治朝恭忠亲王奕，亦世袭罔替焉。
雍正九年，因公爵居五等之首，仿古封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