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尝述明宗谓陛下素非其子。”帝闻之大怒，问当时草诏者何人。虞集、马祖常以文宗御笔呈上，乃舍而不问。是又明顺帝非明宗亲子，则其为瀛国公遗体不待言矣。故余应、袁忠彻、程克勤诸人各有记述并诗歌。而权以衡此史于真赝疑信之间，可谓措词尽善矣。至其叙至正元年京师大饥，户部遣郎官求粮于扩廓。有普贤奴谓使者曰：“他将帅出师，皆朝廷供给刍粮。今察罕父子出兵大河南北，不曾费朝廷一钱，乃来求粮耶！”参政张至道叹曰：“三十二年天子，岂可使无一顿饱饭吃。
”乃运五十车送京。按至正十一年天下乱，始有颍上红军起。十三年，颍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儿起义兵，克复汴梁。其养子扩廓直至至正二十一年察罕被田丰刺死，始统其父军，安得以征粮事系于至正元年？且张至道谓“三十二年天子”，则应是至正二十七八年之事，何得倒置耶？
○绥寇纪略吴梅村著《绥寇纪略》一书，记明末流贼之祸。仿苏鹗《杜阳杂编》、何光远《鉴戒录》之例，每卷以三字命题，虽不免小说家纤仄之体，而记载详赡，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，以月系年。其大者朝章国典、兵制军饷、勋戚之封建、藩邸之支派，以及国变后诸臣死事之忠节，无一不广搜博采。甚至流贼之混号，亦详其氏名，并贼属之伪官，亦注其姓字。不知当日何以有如许档案作为底本？盖直聚崇祯十七年邸报奏疏部议，一一考核；又参之以传闻，揣之以情事，而后成书。
其自叙谓：北都之殉难者，以弘光中礼臣表忠之疏为鹄，而绪闻佐之。豫省以御史苏京优恤之疏为鹄，而绪闻佐之。然不特此也，保定则有陈禧之《甲申上谷纪事》，其他各省，访辑详载，虽滇、黔边裔，亦搜剔不遗。其心力可谓勤矣。每卷后又各有论断，文笔雅洁，各成一则古文，又可见其深于古学也。
《补遗》内，为项水心煜、周介生钟力辨其从贼之冤。谓“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师陷，煜于四月十八日已到南都，弘光即位已在拜舞之列，不知更有何时何地可以从贼。钟本笃厚友悌人，不死实大负生平。乃元末红巾有‘媲尧、舜而多武功，迈汤、武而无惭德’之语，现载陶九成《辍耕录》。忽移以诬陷钟，入之爰书，遂至正法。此何说乎”云云。余初疑梅村文人气类，未免意存回护。及观第九卷，李自成伪官如宋企郊、巩育、陆之祁、张然、喻上猷、扬王休、黎志升、史可镜等，内黎、史二人皆当时名士，而皆直书其从贼不讳。
并谓可镜在省垣有声，降张献忠为长、常、辰巡抚，官军械至南都伏法。则因其从贼者之必书，可以知不从贼而诬为从贼者之辨之，非徇情也。惟李国祯列于正祀武臣七人之内，书云：襄城伯，赠太子太师，进侯，李贞武公国祯。自注云：襄城之死稍后矣。然不屈而死，祀之可也，进侯则过矣云云。然《明史。李浚传》谓：国祯被执即降，旋以拷赃自缢死。则谓其不屈而死者误也。想梅村先据礼臣表忠之疏书于正祀武臣内；后知其拷赃缢死，故又于《赠刘雪舫诗》内有“宁为英国死，不作襄城生”之句。
可见其一字不假易矣。
《补遗》内有云：蒋德憬：李建泰、范景文视从前之充位者，相去远矣。下又云：建泰风骨峭拔，性慷慨，负重名。又云：建泰以督师出京，疾甚不能军。保定官绅方誓守城，建泰求入城，见势急，欲用知府邵宗元印，以活一城生灵，宗元不可。及城陷，建泰遂降于贼。是亦可见其直笔。
卷十内，张献忠有爱将，皆养子，共十人。抚南将军曰刘文秀，安西曰李定国，定北某轶其名，而平东亦不著其姓名，此外又有艾能奇、第化龙、张能、马元利等，共八人。献忠将尽屠蜀人，平东力谏曰：“王转战二十年，所过屠城无寸土。今出万死得斯土，庶几可立霸业。今又屠之，某等何用生为？愿先百姓死。”献忠乃止。献忠谋自蜀入秦，平东又为之破马广于汉中。是平东者，既能为献忠止杀，又能为献忠御侮，实盗贼中之贤者。梅村何以不著其姓名？
按献忠爱将十人内尚有孙可望、白文选。今恭读《御批通鉴辑览》，乃知平东即孙可望，定北即能奇，而伪都督则白文选也。梅村不直书，盖可望后为李定国所败，降于我朝，封义王，其子犹袭封慕义公。想梅村著此书时，可望正官于朝，不便明其出自盗贼，故讳之耳（白文选后随李定国死于缅甸）。
《明史》孙传庭、杨嗣昌、左良玉及流贼李自成、张献忠等《传》，大概多取之于吴梅村《绥寇纪略》。盖梅村于顺治九年即辑成此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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