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翌朝闻而悔之，然已无及。于时日人甲斐氏以同居之故，亦被缚。实于外交国际条约违反，由日领事请赦于支那官吏。官吏用顽固之言以拒，经领事往反再三，说以利害，始许释放，送之领事馆。在馆之人，方得安堵。然甲斐氏被缚，受剑刺铳打之苦，虽非深伤，亦可为无妄之灾也。自此之后，罗网四张。翌日又于汽船中捕出三人，一时无辜遭惨祸者不胜计。盖此事虽属张之洞之暴举，实其同党中平素过于暴露，不能密谋隐图，以故事不能成。而大狱之兴，迄无底止。
致异国之人，亦受不测之灾。吁嗟惨哉！
唐君等既被缚之后，武汉之诸长吏，同会于总督府，参议辨理之方法。既定议，遂于是夕，将林唐述等十一人处决。唐君等八人，则以二十三日弃市，就义之候，神色不变，慨慷如平生。临绝大呼“天不成吾事者”，再余人间有摇尾以乞命者。就中有二少年自日本归，身着洋服，亦被捕。自言日人，经日人之通译者质问，无辞以对，始泣白其讹，遂最先受戮。而当时甲斐氏亦立其中，若领事馆稍缓须臾，不即想法，亦将见身首异处之惨。吁危矣哉！
呜呼！吾叙此事，吾悲唐君，吾悲支那，而吾又不解夫张之洞之若何居心也。夫之洞之与康梁与唐君之交结也久矣，乃唐转瞬间而与之反对，与而冲突反对不已，冲突不已而搜捕而诛戮。呜呼吾真不解其若何居心也。夫张之洞非素有好士之名乎？非素有维新之思想乎？夫所谓士者，唐君其真士矣，所谓维新者，唐君其实践矣。而诛之戮之，捕其党而罗掘之，惟恐其或有余地也。然则所谓好士，所谓维新者，果何为乎？夫以学问之深淳如张之洞，思想之高尚如张之洞，办事之练达如张之洞，识解之老成如张之洞，夫固中外系之为安危，朝野依之为轻重。
忧国之士，欲倚之以施其方针，怀才之人，欲因之以达其目的者也。且其势力，足以遏抑守旧之潮流，足以登用维新之人士，而犹出此。此我所以重为支那悲也。自此之后，武昌汉口，警戒颇严。日夜出步哨，护军营之兵二百，防留汉口，以铁路局为驻所。电报局汉报馆等，最注意。又于唐君之住所，细行搜索，获小铳二十余挺，及弹药少许。此之洞惨杀彼等之唯一证左物件也。从是支那官吏愈益疑日本人，如汉报馆无论，东纪三井大坂等，皆均受嫌疑，且讹言日本人欲援彼等以起事。
此等情事，既为诸西洋人所闻知，颇抱不平，而于日本表同情焉。自是以后，日本人于汉口武昌一带，万事皆厌弃，而商务亦因之冷落，于是，支那人皆大畏惧，巷议处处起焉。
△第五、维新党之失败与其将来 通信汉口唐才常一派失败之历史，当由支那汉口赠详细报告，故不复赘辨。但其如何为此事举动之起点，如何为此事失败之因由，又此事之失败及于维新党之影响如何，是皆不可以不明者也。请溯其委，穷其源，陈其种种之原因，以为后起者鉴焉。
一其举动之原因此月九日，唐才常等有溯江之举。甲斐靖君欲乘此机，视察武汉一带内地之情况，因请同行。于时余亦视察南京一带地方，其触眼生感之大略，既揭于第五号及第六号之秘密报告。余夙好义侠之流，因是纳交于唐才常，约为知己。故唐之于余，更无所隐蔽。溯江之舟次，击楫而语余曰：“此行专欲纠合武汉之同志，巩固自立会之根底。张之洞倘奉北廷之伪敕，以出于排外之举动，则余惟先一蹶彼，而自任保护外人之权利耳。”又复慷慨言曰：安徽之铜陵南陵地方，昨日既皆举事。
余当速赴鄂，以节制诸同志云云。其言谈之间，尚未有方寸，然竟出于一发者。何哉？盖有故焉。先是大通党人，（即纠合南陵铜陵附近之哥会先于大通起事者与秘第五号报告参照）与武汉约同日起事。既而大通先发，武汉不之应。唐君既抵汉口，乃督促之。初大通之起事也，指望武汉之应援，乃武汉迟迟不起，大通势孤弱，遂为刘坤一所破。败报频至，唐由是心气昂进，又闻张之洞将尽拘康有为之党人。唐闻之，谓彼于新党，呈不两立之势，与其我为彼制，不如谋先发之机。
遂期二十二日，先夺汉阳兵器厂，以为军资。然后率军渡江，赴武昌，拘禁统将张彪吴元惭及督抚，自取代之，以一展平生之抱负。其将举事之前日，欲向在汉各领事及外人公启之。乃由自立会宣言，欲兴义兵，以革新中国之意旨。
自立会之宣言如斯，唐等之抱负，固欲由此方向而达此目的者。孰意玄穹不吊，降之鞠凶，满腔热血，空洒荒郊。此固烈士之所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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