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苦思不得。仅记保和殿有一诗题为“雪白蔷薇红宝相，终难定其为何场”也。会试中二百十一名，卷为钱师所取；乡试中六十一名，卷为孙师所取。文不高而名次低，本不足异，唯乡试二场五经文，取而进呈御览，为可异耳。照例主考覆命，必有乡试录择文之尤者，进呈御览。首场多用元魁之文，二三场却不拘，然未有六十一名之卷取而进呈者。可见场中阅卷之忙，文章之无凭据也。今科举已停，余以生员切己之事，未及六十年，尚不能记清题目，过此更无人过问矣，故琐琐言之。
京师史馆林立，余无分与修史事。时《会典》适开馆，余充协修之职，盖吏部一门，须由吏部司员起草也。余分得稽勋司三卷，原本尚多罅漏，随意修饰，数日即交卷。同时部中无好手笔，意馆中总纂必有一番斟酌也。谁知依样葫芦，而全书成矣。余且得升阶保案焉。盖向来修纂官书，不过聚翰苑高才，分任纂修协修之役，精粗纯驳，各视其人之自由。总其成者，半皆耆年高位，以不亲细事为习惯，略观大意，信手批阅，即付剞劂。风行海内，人人遂奉为圭臬，以讹传讹，流毒无穷；
迨识者指其错谬，已无从补救矣。此亦文字关系，不可以常理论也，人特习焉不察耳。
●卷下余在京时，查办重案多次。凡陵庙仓库兴作考查之事，多与其役。积年既久，更事渐多。且中经甲申、甲午两次战役，及累次外交胶葛，尤多有所阅历，名为部属，而于国家大事，颇得其大要。前人有《郎潜纪闻》之作，今所言者，半皆吾身亲见之事，非仅耳食已也。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惜年来记性锐减，不过得其十之一二耳。
从前京师最高机关曰军机处。处在乾清门东侧，屋只三椽，旁有小屋为茶房。堂官兼军机者，不能常到署。有事须进内面陈，司官多在茶房小坐。湫隘不堪对面，即军机章京办事之所，俗所谓南屋也。余考军机时，入其室画到，见其屋小如舟，十数人埋头作书，烛几见跋，其景况与寒窗无异。然其地极严重，平时无论何人，不得践其户也。其余如内阁、户部、刑部、都察院各署，余皆因公到过，虽各有大门大堂，而办事之所无不狭隘，皆以数十人聚在一室。
刑部司堂简陋尤甚。当时夙夜在公，事固不废，而居其中者，尤安之若素也。
余每到军机处启事，其廊下必排烧饼油扎果数盘，为备枢臣召见下时作点心也。古人宰相堂餐，断不如是之节俭。当日枢臣，似尚有羔羊素丝之遗意也。
大学士名居揆席，非兼充军机大臣，几与闲曹无异。然位分不可亵，故大学士多有管部者。京官皆一满一汉，分东西坐，非如外官之坐，必中于堂也。唯管部，则于部中添一正座，两旁以满汉尚书陪之，满汉四侍郎则在下面分两旁坐。故大学士俗呼为中堂。后来不管部之大学士及协办之大学士，亦沿称为中堂焉。
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。国初，有以州县循良行取为御史者。同光以降，则专以翰林编检，及各部郎中员外，考取序补。其实翰林一等得京察，或积资开坊；部员得京察一等者，亦注意外放，皆不愿考御史。因御史辗转一二十年，亦不过得道府而去。是御史只是二等人才耳。至满御史，尤系不得志者所为，偶有建白，多系受人请托。孝钦每于冬季语宫人曰：“岁将阑矣，满御史又该说话矣。”盖听政日久，深疑其有卖摺之弊也。李文忠久任封疆，动为言官所指摘。
余过天津，与余言之切齿，谓非撤都察院不可，渠自有所激而云然。而御史好弄笔墨，咄咄逼人，实有令人生厌处。但瑕瑜参半，其有遇事敢言，不畏强御；或平日缄口不言，遇有要政，独能力排众议，侃侃直争者，皆不愧“拾遗补阙”四字，不得谓此官之竟可裁撤也。其所以招人訾议者，咎在朝廷鼓舞无权耳。
从前给事中、御史，例准风闻言事。而六部九卿堂官，皆得专摺条陈时政，弹劾官邪。翰詹得讲官者亦如之。其余如编检、部司员、阁中书等官，如有陈奏，须呈由堂官或都察院代奏。余初到京，适使俄大臣崇厚因擅立条约有损主权，京官纷纷具摺参劾。直督张（树声）之子张翰卿，联合六部司员，会衔具奏，而适少吏部之人，托王可庄与余言，写好摺子，要余领衔。余曰：“此事关系国体，衮衮诸公，自能力争；我们草茅新进，何必越职言事。”语次流涎摺上。
可庄曰：“不列衔便是，何必糟蹋摺子。”余曰：“流涎却非本意。但我要奏事，得由我自主；若他人写便摺子，叫我领衔，我虽初出茅庐，亦不能如此懵懵。”其事遂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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