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较之前此太后之寿均高。但其言不验，盖太后薨时，其寿实较前此三太后之寿为低也。
一千九百零八年，即光绪三十四年，活佛达赖喇嘛将于秋间来京陛见。太后闻之，甚为高兴。总管李莲英请太后取消此事，言相传活佛与皇帝，若同居一城，必有一人不利（李之为此言，盖为其私，以活佛来京，则迷信者必众，于己大不利益也）。太后言皇帝之病，已知必不能愈，活佛来京与否，无所关涉。至西历七月，太后召医生数人入宫诊视皇上之病。数人中亦有在外国毕业者。此时皇帝气息愈弱，体愈消瘦。医言帝病肾炎。彼等所开之病案，皆疏略不精细，盖为礼制所拘束也。
但彼等均确言帝心脉极软弱。时南方报馆，毫无顾忌，昌言此诊病之事，皆系饰人耳目。太后病亟，则帝命亦不保矣。察京中当时议论，谓太后常劝勉皇帝鼓励精神，有顾恤之意，并命帝择放大臣，凡事仍依旧例，有谕旨必示帝阅之。当维新党人王照由外国归，自首投案时，太后问帝应如何处置。此人乃太后以前所欲杀之者也。帝思之良久，言请赦其命。太后曰：“我本意想饶他性命，但想听你的意思何如？我深晓得，你极恨康有为等人，所以我怕你定要办王照的死罪。
”盖太后此时，知皇帝已无反对太后意旨之心也。帝病亟，太后戒饬太监，以後帝来请安时，不可使久候于外。又命会议国政时，免帝跪地迎送之礼。有一满洲大员曾目击一事，今述于下：一曰，有一御史上一奏。皇帝阅後，谓军机曰：“外头言论，可信的真少。即如我实在有病，奏中则言无病，另有别的缘故。”太后曰：“谁敢说这样乱话，当治以死罪。”皇帝言自觉体气虚弱，太后万寿之期将到，恐怕不能叩贺。太后闻之，深为悯然，谓帝曰：“你保养身体要紧。
我望你病好，比叩头重大得多。”帝跪地叩谢太后之言，跪时病发。庆王言可命御医屈永秋入诊。此人曾留学于欧洲者，但当时未曾召入。翌曰召医生入。此等医生，皆墨守中国之古法。帝曰：“我心里怔忡不安。”有一医名吕用宾者，答曰：“现在皇上之病，未见十分要紧。请皇上安心。”时太后已病，外间谣言甚多。太后见外间言论激烈，谓与宪政有关，遂决定刻期进行，不再延缓。八月初一曰下谕，宣布九年立宪之期，一如曰本明治当年之事。盖中国宪政之精神，实仿效曰本者也。
同时又谕各部厉行新政。其谕曰：
朕奉皇太后懿旨，宪政编查馆资政院王大臣、奕、溥伦等会奏，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一摺。现值国势积弱，事变纷乘，非朝野同心，不足以图存立。非纪纲整肃，不足以保治安。非官民交勉，互相匡正，不足以促进步，而收实效。该王大臣等所拟宪法暨议院选举各纲要，条理详密，权限分明，兼采列邦之良规，无违中国之礼教，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谕，大权统于朝廷，庶政公诸舆论之宗旨。将来编纂宪法暨议院选举各法，即以此作为准则。
所有权限，悉应固守，勿得稍有侵越。其宪法未颁、议院未开以前，悉遵现行制度，静候朝廷次第筹办，如期施行。至单开应行筹备事宜，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，必须秉公认真，次第推行。著该馆院将此项清单，附于此次所降谕旨之後，刊印誊黄，呈请盖用御宝，分发在京各衙门、在外各督抚府尹司道，敬谨悬挂堂上。即责成内外臣工，遵照单开各节，依限举办。每届六个月，将筹办成绩，胪列奏闻，并咨报宪政编查馆查核。各部院领袖堂官、各省督抚及府尹，遇有交替，後任人员，应会同前任，将前任办理情形详细奏明，以期各有考成，免涉诿卸。
凡各部及外省同办事宜，部臣本有纠察外省之责，应严定殿最，分别奏闻。并著该馆院王大臣奏设专科，切实考核。在京言路诸臣，亦当留心察访。倘有逾限不办，或阳奉阴违，或有名无实，均得指名据实纠参，定按溺职例议处。该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讳饰，贻误国事，朝廷亦决不宽假。当此危急存亡之秋，内外臣工，同受国恩，均当警觉沈迷，破除积习。如仍泄沓坐误，岂复尚有天良？该馆院王大臣，休戚相关，任寄尤重，倘竟因循瞻庇，讵能无疚神明？
所有人民应行练习自治教育各事宜，在京由该管衙门，在外由各督抚，督饬各属随时催办，勿任耽延。至开设议院，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。自本年起，务在第九年内，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，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，并颁布召集议院之诏。凡我臣民，皆应淬厉精神，赞成郅治。如有不靖之徒，附会名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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