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抑又不知世间温饱安逸之正味为不少，可胜叹哉！吾故以自尝试者述之，可为得志者戒。
窃尝考自古士风之变，系国家长短存亡。三代以前，其风淳质、修谨不必言。三代以后，世衰道丧，士大夫惟知功利为上，故争尚权谋。战国间游说从横之流，已而变为刑名掊刻，以法律控持上下，失士庶心，以至焚书坑儒，毒流四海。汉兴，其风稍更变，多厚重长者，然其权谋法律者犹相杂。迨至武帝，天下混同，士风一变，以学问为上，故争尚经术文章，一时如公孙弘、董仲舒、二司马、枚乘之徒出，文物大备。元、成以来，经术之弊皆尚虚文，而无事业可观，浮沉委靡，以苟容居位，匡衡、贡禹、孔光之流重以谄谀，故权臣肆志，国随以绝。
东汉之初，人主惩权臣之祸，以法令督责群臣，群臣惟知守职奉法无过失。及桓、灵之世，朝政淆乱，奸臣擅权，士风激厉，以敢为敢言相尚，故争树名节，袁安、杨震、李固、杜乔、陈蕃之徒抗于朝，郭泰、范滂、岑至、张俭之徒议于野，国势虽亡，而公议具存，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忌。已而诸豪割据，士大夫各欲择主立功名，如荀攸、贾诩、程昱、郭嘉、诸葛亮、庞统、鲁肃、周瑜之徒，争以智能自效。晋初，天下既一，士无所事，惟以谈论相高，故争尚玄虚，王弼、何晏倡于前，王衍、王澄和于后。
希高名而无实用，以至误天下国家。南渡之后，非有王导、谢安辈稍务事业功名，其颓靡亦不可救矣。宋、齐、梁、陈惟以文华相尚、门第相夸，亦不足观，故国祚亦不能久。唐兴，士大夫复以事业功名为上，贞观诸人有两汉风，其权谋、经术、文章、名节者错出间立，故唐一代人材最多，其扶支国势亦至三百载。及其乱也，死节者相望。五代之间亦无可取。宋初，士大夫复驰骋智谋。厥后混一，其风大变，经术、文章不减汉唐，名节之士继踵而出。大抵崇尚学问，以道义为先，故维持国家亦二百载。
虽遭丧夺，尚能奄有偏方。大抵天下乱，则士大夫多尚权谋、智术，以功业为先。天下治，则士大夫多尚经术、文章、学问，以名节为上。国家存亡长短随之，亦其势然也。
予平生有二乐，曰良友，曰异书，每遇之则欣然忘寝食。盖良友则从吾讲学，见吾过失，且笑谈游宴以忘忧。异书则资吾见闻，助吾辞藻，属文著论以有益。彼酒色膏梁如一时浮云，过目竟何所得哉。肥浓甘脆世所共珍，使饱而遇之，则食如泥土。藜藿葵荠世所共贱，使饥而遇之，则食如饴糖。乃知贫穷之士自乐，富贵之人亦有苦。是则我辈区区以空乏为忧，亦悖矣。国之不可治犹可以治其家，人之不能正犹能正其身，使家之齐而身之修，虽隐居不仕犹可谓得志。
故吾尝曰：“虽天下未太平，而吾一家独不可太平乎？是诚在我者也。”昔人云：“借书一痴，还书亦一痴。”故世之士大夫有奇书多秘之，亦有假而不归者，必援此。予尝鄙之，以为君子惟欲淑诸人，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，何至靳藏，独广己之闻见？果如是，量亦狭矣。如蔡伯喈之秘《论衡》，亦通人之一蔽，非君子所尚，不可法也。其假而不归者尤可笑，君子不夺人之所好，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，岂有假人物而不归之者耶？因改曰：“有书不借为一痴，借书不还亦一痴也。
”
夫诗者，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，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，非诗也。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，牵引学问，诚美矣，然读之不能动人，则亦何贵哉？故尝与亡友王飞伯言：“唐以前诗在诗，至宋则多在长短句，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，如所谓源土令之类。”飞伯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予曰：“古人歌诗，皆发其心所欲言，使人诵之至有泣下者。今人之诗，惟泥题目、事实、句法，将以新巧取声名，虽得人口称，而动人心者绝少，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。
”飞伯以为然。
“六经”中莫难穷者《易》，莫难断者《春秋》，故予三十而学《春秋》，以其壮而立志也。四十而学《易》，以长而多练事也。余祖沂水君尝训子孙曰：“士之立身如素丝然，慎不可使点污，少有点污则不得为完人矣。”屏山称之，以为名言。其作墓表也亦备载云。老子之书，孔子尝见之矣，而未尝论其是非。孟子亦尝见之矣，而未尝言。若庄子与孟子同时，其名不容有不相知，而亦未尝有一言相及。而孟子所排者，杨、墨、仪、秦；庄子所论者，孔、颜、曾、史。
至于扬子始论老庄得失，韩子则盛排之，何哉？夫老庄之书孔孟不言，其偶然邪？其有深意邪？扬子排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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