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内载洪武间设有殿阁大学士，其职不过代草词令。凡制诰、碑文、祭文多出御制。如今天下各衙门表笺、祝文、祭文，虽臣下所用，亦出御制。至于武臣诰命，皆组织之不书。其每日群臣奏章，面奏取旨毕，各衙门官将奉旨意批写本后送该科类写，奉到旨意覆奏。永乐初，始建内阁于东阁门内，命解缙、黄淮、胡广、胡俨、杨荣、金幼孜、杨士奇七人在阁办事，寻升侍讲。
仁宗皇帝正位东宫，皆转春坊官。凡草制、纂修等事，惟翰林院掌之。如永乐十三年纂修《性理大全书》成，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、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、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上表进呈。盖虽春坊官，必须兼翰林院职御方得预纂修之事，况胡广等所兼不过右春坊大学士，则是时殿阁大学士不设已久矣。今尚书在内阁办事，六部请敕手本，只云合用手本，前去翰林院写敕施行，则旧意犹存可考。
终永乐之世，二杨官止五品，盖为衙门所拘。
仁宗登极，始以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，寻升少保，转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；杨荣为太常卿，进太子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；杨荣为太常卿，进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；又升工部尚书在内阁办事杨溥，永乐间系狱十年，至是释出，擢翰林院学士，寻升太常卿兼学士，内阁办事。此三人皆以龙飞超升委任，不可以例论也。后杨溥丁忧起复不入阁，宣德间因九年三品职满方升礼部尚书，学士如故。英宗即位，复命入内阁。正统四年，修《宣庙实录》成，进少保杨士奇、杨荣俱进少师。
号“三杨”。然自此官制一变，其后遂使凡在内阁书办年久者亦得升至尚书。至于序班、典乐等官，亦以年资升至尚书掌鸿胪寺、太常寺事，皆三杨开其端也。正统初，三杨在内阁，杨士奇虽偏而少私，能持公论。杨荣宽恤休息小民。如兵部尚书王骥始建议欲差御史巡行天下，清勾军丁，屡止之。骥后力奏不已，乃从之。凡事循守旧规，不轻改变，亦未敢肆意行私。盖虽承祖宗威权之后，亦二公心术纯正也。然于国家大治体，以未谙习。如北征之马聚于马房，营造之兵终归匠籍，中官委外，遂为常规。
南京兵冗而不知悉减入屯田，北京卫多而不知沙汰为精锐，律书变改始于徒法废而流法亡，军职冗滥并枪比试之法为虚文，降级克军之法弃不能用，皆不能讲究修复。至于新增漕运北京米四百余万石，远及于浙江、湖广，而不知折征以宽直达旧额。漕运南京米四百余万石，俱改折征，每石银二钱五分。而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之民，岁输六边税粮五百余万石，则今陆运本色若折征每石折银一两，是北方民税一石当南方民税四石之数，遂使祖宗什一中正之税有南北轻重之偏。
故曰：“国家大治体以未谙习者，岂敢诬哉？”
柳宗元论晋文公，问寺人勃鞮以赵衰，宗元以为不官，谋及媟近以忝王命。其后景监得以相，卫鞅弘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，晋文公也。此论欲信任大臣，不信任宦官，诚为至论。然自秦汉以来，文臣误国者岂少哉？若谓赵高、李斯之罪，大相远勃鞮虽贤而不可听，恐于理终有未安。《书》曰：“稽于众。”又曰：“仆御侍从，罔匪正人。”舜好察迩言，《孟子》论用贤初及左右，故询于刍荛不遗葑菲，惟求其合理得中，不偏于一途也。孔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
”果如宗元之论，是以人而废言矣。予不能无疑焉，姑识之就有道而正焉。
正统己巳秋，兵部尚书于谦以社稷为重，力排和议，身任总督军务，选将练兵，坐摧强虏，光辅中与，厥功非细。及虏酋也先遣使来言，欲差大臣往迎上皇，都御史杨善使虏，不恃一缯，以口舌憢譬，国威不屈，遂得回銮。当时天下之人皆知谦以身佩安危，功在社稷，而谦亦自信其得效忠荩，扬眉吐气于班行，而岂自虞其有杀身亡家之祸于后日哉？奈何于公效用之日，正小人侧目之秋。故事几一变，挟之以忌嫉之私，而乘之以众怒之隙，于公于是乎难免矣。
盖上皇回銮居于南城，又废皇储，而谦乃见用于景泰之人，此第一可乘之隙也。景泰旧臣失倚，苟以迎驾为名，自可邀功希宠，此可乘之隙二也。非造谗言中伤谦等，则夺门之事为无名，迎驾之举为无功，此可乘之隙三也。危疑之际，兵权是赖，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后事可济。然不怵之以大利害，则亨或不从，故驾其说于石亨等曰：“王文、于谦已遣金牌敕符，取襄王世子矣。”又曰：“欲拿亨等数人掌兵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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