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则宋兴不必以膺周之禅接汉接唐之统也。宋不必膺周接汉接唐以为统，则遂谓欧阳子不定五代为南史，为宋膺周禅之张本者，皆非矣。当唐明宗之祝天也，自以夷卢，不任社稷生灵之主。愿天早生圣人，以主生灵，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。天厌祸乱之极，使之君主中国，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。朱氏纲目，于五代之年，皆细注于岁之下，其余意固有待于宋矣。有待于宋，则直以宋接唐统之正矣，而又何计其受周禅与否乎？中遭阳九之厄，而天犹不泯其社稷，瓜瓞之系，在江之南，子孙享国又凡百五十有五年。
金泰和之议，以靖康为游魂余魄。比之昭烈在蜀，则泰和之议固知宋有遗统在江之左矣。而金欲承其绝为得统，可乎？好党君子，遂斥绍兴为伪宋。吁！吾不忍道矣。张邦昌迎康邸之书曰：“由康邸之旧藩，嗣宋朝之大统。汉家之厄十世，而光武中兴。献公之子九人，而重耳尚在。兹惟天意，夫岂人谋？”是书也，邦昌肯以靖康之后为游魂余魄而代有其国乎？邦昌不得革宋，则金不得以承宋。是则后宋之与前宋，即东汉前汉之比耳。又非刘蜀牛晋，族属疏远，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语也。
论正闰者，犹以正统在蜀，正朔相仍在江东。弥嗣祚亲切比诸光武重耳者乎？而又可以伪斥之乎？此宜不得南渡为南史也明矣。再考宋祖生于丁亥，而建国于庚申。我太祖之降年，与建国之年亦同。宋以甲戌渡江，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，而我王师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。是天数之有符者不偶然，天意之有属者不苟然矣。故我世祖平宋之时，有过唐不及汉。宋统当绝，我统当续之喻。是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于宋，而以今日接宋统之正者自属也。当时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：其国可灭，其史不可灭也。
是又以编年之统在宋矣。论而至此，则中华之统，正而大者，不在辽、金，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。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，当在平宋，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。又可推矣。夫何？今之君子，昧于《春秋》大一统之旨，而急于我元开国之年，遂欲接辽以为统。至于天数之符，悖世祖君臣之喻逆万世是非之公论而不恤也。吁！不以天数之正，华统之大，属之我元，承乎有宋，如宋之承唐，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；而妄分闰代之承，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。
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？待今圣人为何君也哉？于乎！《春秋》大统之义，吾已悉之，请复以成周之大统明之于今日也。文王在诸侯凡五十年，至三分天下有其二，遂诞膺天命，以抚方夏。然犹九年而大统未集，必至王十有三年，代商有天下。商命始革，而大统始集焉。盖革命之事，间不容发。一日之命未绝，则一日之统未集。当日之命绝，则当日之统集也。宋命一日而未革，则我元之大统亦一日而未集也，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统，则我元又岂急于太祖开国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统哉！
抑又论之。道统者，治统之所在也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、汤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。孔子没，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，而孟子传焉。孟子没，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，而濂洛周、程诸子传焉。及乎中立杨氏，而吾道南矣。既而宋亦南渡矣，杨氏之传，为豫章罗氏，延平李氏，及于新安朱子。朱子没，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。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。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，在宋而后及于我朝。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。于乎！世隔而后其议公事久而后其论定。
故前代之史，必修于异代之君子，以其议公而论定也。《晋史》修于唐，《唐史》修于宋，则《宋史》之修，宜在今日而无让矣。而今日之君子，又不以议公论定者自任，而又诿曰付公论于后之儒者，吾又不知后之儒者又何儒也。此则予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。今日堂堂大国，林林钜儒，议事为律，吐辞为经，而正统大笔，不自竖立，又阙之以遗将来，不以贻千载纲目君子之笑为厚耻。吾又不知负儒名于我元者，何施眉目以诵孔子之遗经乎！
洪惟我圣天子当朝廷清明四方无虞之日，与贤宰臣亲览经史，有志于圣人《春秋》之经制，故断然定修三史，以继祖宗未遂之意，甚盛典也！知其事大任重，以在馆之诸贤为未足，而又遣使草野，以聘天下之良史才，负其任以往者。有其人矣，而问之以《春秋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，则概乎其无以为言也。于乎！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，破《春秋》之大法，唐儒萧茂挺能议之。孰谓林林钜儒之中，而无一萧茂挺其人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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