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无知者称为讼师，有知者鄙为讼棍。此等人品，实乡党之鬼蜮，而名教之罪人也。纵或法网偶疏，时有吞舟之漏，即天地神明，亦断不为之少宽也已。试以讼事言之，告状时，每日衙前伺候或官府出署，拦路下跪，或坐堂放告，则阶前俯伏。官呼役叱，腼颜忍受，其苦一也。如或不准，又须再告。幸而准理，出票时承书抑勒，万状刁难，乃下气怡色，委婉顺从，过于孝子之事父母。及至差役到家，则有接风酒、下马钱，恭迎款待，甚于贤宾嘉客。一有不当之处，则饮尔酒，发尔风，无所不至，其苦二也。
及至临审，一切保邻词证又需供养；酒楼茶馆任其燕游，百计逢迎，总欲藉其左袒。又有派堂杂堂，一班衙头皂快，如饿虎逢羊，必无生理。非遇廉察之官，身家必至立破。且俟候听审，自辰至酉，寸步不敢远离，惊心吊胆，忘饥失食。若遇冲繁地方，职官因公他出，又须收牌别示，十旬一月，未有定期，其苦三也。至于审后，水落石出，轻则戒饬，重则问拟，有何好处而乐为此耶？尔诸生读书明理，心气和平，既无刚险之性，倘有非礼之加、横逆之投，情遣理恕，何难渔然冰释。
即或万不得已，务要申诉官长，而据事直书，仍不失忠厚之道。则有中惕之吉，而无终凶之讼，慎毋恃官府待我厚而奔走公庭，毋恃衙门为我熟而钻谋蠹吏。守卧碑之训，而一意诗书，品端行洁，谁不受敬之。苟其不然，即使尔诸生身为职官，见此等好讼之人，有不疾而恶之者几希矣。
林豪：文石书院续拟学约八条 清光绪年间
——经义不可不明也士君子穷经，将以致用。必能明其义蕴，斯识见定，理解精，持论有本有末，以之用世，自无难处之事。如汉儒以经义决狱，以《洪范传》推度时事，均能吻合。故先哲谓：《论语》半部可以治天下。非危言也。治经者，必先读注疏，择精语详而归于一是。若场屋与考经解，则以众说为波澜，而以御纂及朱子之说为主脑。朱注虽为时所尚，要当分别观之。如《周易》宜习汉学。其尤著也，若《虞氏义》一书，为国朝惠定宇、张皋文诸家所阐发，尤为汉《易》入门之径。
大都以六爻之变动，阴阳之错综，先明其数。故治《易》者，必有图画，犹《春秋大事表》、舆地，皆有图说，以明其方向，于天下大势、远近强弱，方了如指掌。他如《毛诗小序》，必不可废。若能会萃众说而自抒新义，亦可以参备一解。大抵六经注疏，经御纂折衷，固已灿然大备；然圣贤理道，本属无穷，如近世江慎修之《乡党图考》、阎百诗之《四书释地》，皆足以专门名家，补前贤所未备。学者会而通焉，可也。
——史学不可不通也三史之学，一曰正史，若马、班之书是也；一曰编年，若《通鉴纲目》是也；一曰纪事，若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是也。其他三通（三通：唐杜祐《通典》、宋郑樵《通志》、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，合称三通，皆政典之书。）、地志等书，皆史家之支流，涉猎焉可也。夫史书浩如渊海，苦难遍读，故治史者，必自朱子《纲目》始。其法每阅一代之史，则设一簿，择其事之要者，论之精者，字句之典雅者，自抄一本。或计一年所阅，择其辞尤浃意者随手摘录，粘于壁上，以便朝夕熟览。
至岁终，揭起分类，抄成一本。年年如是，有三益焉：一可知古今之事变，人品之贤否：一可识史家笔法，与义例之异同；一则典雅字句，随意摘出，可为行文之取资挹注，更觉靡尽。凡此，皆读子、史百家之良法也。然读书尚友，必能知人论世，故有时读至疑难之事，该掩卷思之，设身处地，当如何处分？而后观古人究如何处分。其增长知识，尤不少焉。
——《文选》不可不读也《昭明文选》一书，为古学之总汇、词赋之津梁。自唐以来，如老杜犹教儿熟精选理，岂得以难读而置之？即如“京都”、“江海”等赋，字多奇僻难通，无妨节取。他若屈子之骚，武侯之表，《春秋》、《毛诗》之序，苏、李、陶、谢之诗，皆出其中，宜择其明白易晓数十篇，自抄一过，朝夕吟咏，以为根柢，则出笔自可免俗矣。昔人谓做秀才者，胸中目中无《纲目》、《文选》二书，何得谓秀才哉？盖惟习此二书，则胸中乃有古人，而笔下方能超出时人耳。
——性理不可不讲也 我朝儒臣所辑《性理精义》，皆采择有宋先贤五子之学，若《通书》、《西铭》及《太极图说》，词旨深远，皆理学之至精者也。而湘乡罗忠节公泽南，即本周子主静之学，衍为兵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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