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法使臣宝海，商界事，久不协，奉调回国，以参赞谢满禄代理。刘永福与法人战于河内之纸桥，大破法军，阵斩法将李威利，越王封永福一等男。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营效用，并陈永福战绩。朝旨促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，并询法使脱利古至沪状，令鸿章定期会议。脱利古询鸿章，中国是否助越，鸿章仍以边界剿匪为词。法国新简使臣德理就任。法使攻克顺化，迫越南议和，鸿章与法议不就。法兵声言犯粤，广东戒严。总署致法使书，言越南久列藩封，历经中国用兵剿匪，力为保护。
今法人侵陵无已，岂能受此蔑视？倘竟侵我军驻扎之地，惟有开仗，不能坐视。朝旨，令徐延旭饬刘永福相机规复河内，法军如犯北宁，即令接战。命滇督增兵防边，唐炯迅赴前敌备战，并济永福军饷。旋命岑毓英出关督师。法兵破越之山西省，将犯琼州。以彭玉麟为钦差大臣，督粤师。彭玉麟奏：“法人逼越南立约，欲中国不预红河南界之地，及许在南蒙自县通商，显系图我滇疆，冀专五金之利。不特滇边境不能解严，即广东天津，亦须严备。彼以虚声，我以实应。
疲于奔命，必至财力俱穷。
据候补道王之春言：‘有郑观应者，幼从海舶，遍历越南暹罗。暹王粤人郑姓，其掌兵政者，皆粤人。与观应谈法越战事，皆引为切肤之痛。伊国与越之西贡毗连，尝欲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由暹罗潜师以袭西贡，先覆法酋之老巢。又英国属地曰新嘉坡，极富庶，粤人居此者十余万。拟悬重赏，密约两处壮士，俟暹国兵到时，举兵内应，先夺其兵船，焚其军火。此二端较有把握，拟密饬郑观应潜往结约。该国素称忠顺，乡谊素敦，倘另出奇军，西贡必可潜师而得。
拟再派王之春改装易服，同往密筹，届时密催在越各军，同时并举。西贡失，则河内海防无根，法人皆可驱除，越南可保。’”奏入，谕言：“暹罗国势本弱，自新嘉坡、孟加拉等为英所据，受其挟制，朝贡不通，岂能更出偏师，自挑强敌？郑观应虽与其国君臣，有乡人之谊，恐难以口舌游说，趣令兴师。且西贡新嘉坡，皆贸易之场，商贾者流，必无固志。悬赏募勇，需款尤巨，亦虑接济难筹。法人于西贡经营二十余年，根柢甚固。中国无坚轮巨炮，未能渡海出师，捣其巢穴。
即使暹罗出力，而无援兵以继其后，法人回救，势必不支。况英法迹虽相忌，实则相资。彼见暹罗助我用兵，则猜刻之心益萌，并吞之计益急，恐西贡未能集事，而越南先已危亡。该尚书所奏，多采近人魏源成说，移其所以制英者转而图法。兵事百变，未可徇臆度之空谈，启无穷之边衅。倘机事不密，先传播新闻纸中，为害尤巨。该尚书所称言易行难者，谅亦见及于此。”
越南王阮福时薨，无子，以堂弟嗣立。法人乘越新丧，以兵轮至富春，攻顺化、海口占之，入据都城。越嗣君不贤，在位一月，辅政阮说，启太妃废之，改立阮福升，至是乞降于法，与立约二十七条。其第一条，即言中国不得干预越事。此外政权利权均归法人。越王谕诸将退兵，重在逐刘团也。滇抚唐炯屡促永福退兵，永福欲退保胜，黑旗军士皆扼腕愤痛。副将黄守忠言：“公毋退保胜，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，有功公居之，罪归末将。”永福乃不复言退。
徐延旭奏言：“越人仓卒议和，有谓因故君未葬，权顾目前者，有谓因废立之嫌廷臣植党构祸者。迭接越臣黄佐炎等抄寄和约，越诚以保社稷，中国又何以固藩篱？越臣辄以俟葬故君，即须翻案为词，请无撤兵。”刘永福仍驻守山西，法人拟添兵往攻。越王阮福升嗣位，具禀告哀，并恳准其遣使航海诣阙乞封。越国人心涣散，能否自立，尚未可知。并将法越和约二十七款，及越臣黄佐炎来禀，录送枢府。大学士左宗棠出为两江总督，严备长江防务。粤督张树声自请出关。
得旨，命带兵轮赴富春。树声奏广东无巨舰可出大洋，乃不果行。左宗棠请饬前藩司王道榜募勇赴桂边扼扎，得旨，归徐延旭节制。十一月，法人破兴安省拘巡抚布政按察至河内枪击毙之。进攻山西，破之。刘团溃，永福退守兴化城。云军统领总兵丁槐来抚溃师。十一月，越嗣王阮福升暴卒。或云，畏法逼自裁。或云，奸党进毒。国人立前王阮福时第三继子为王，辅政阮说之子也。徐延旭奏报山西失守。北宁断无他虞，廷旨责其夸张。光绪十年正月，江督左宗棠以病乞免，命裕禄署江督。
李鸿章奏：“越南山西之战，滇军与刘永福所部凭城固守，杀伤相当，卒致退舍。非鏖战之不力，实器械之未精。近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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